1949年5月27日清晨，黄浦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华东野战军的旗帜已飘进外滩。陈毅站在江边，望着遍布弹痕的大楼，心里盘算的却不只是战后的瓦砾，更是一座千万人口都市的明天。一个将军脚步刚停，市长的担子就压了上来。
上海是座“瓷器店”。打仗时，枪炮声震天；治理时，风吹草动都可能碎一排“花瓶”。陈毅深知此理，因此下令：工厂不停机，银行不关门，菜市照常开张，军管会和市政府的牌子同时挂墙外，一手抓秩序，一手护生产。熟识他的战友暗自称奇，昔日惯用“运动战”的大将，转眼学会了“缓冲”与“妥协”。
绕不开的难题，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张力。有人主张马上“清算”，喊得震天响；有人担心旧机器停产，市场一夜真空。陈毅没急着拍板，而是驱车直奔几家厂房，喊来双方代表，一口茶水未喝先摆出原则：“斗争是阶级的，但饭碗是百姓的，先把机器转，再谈分配。”话糙理不糙，听得在场人面面相觑，却找不到驳词。
有意思的是，他对记者和文化人同样“软硬兼施”。稿子写得好，拍肩鼓励；报道失实，立刻退回重写。夜深人静，他还爱开玩笑：“兄弟们别看我肩章大，稿费也就多你们两块，别把我当财神。”
就是这样一位官兵一致、能文能武的市长，却在家事上遇到“硬茬”。同年秋天，妻子张茜提议：“父亲和小妹长年在乡下，战火停了，让他们来上海小住？”陈毅打了个响指：“欢迎！正好陪陪老人家。”几天后，岳父和小姑搭车进城，见到女婿官威不显，兴致更高。
局势却比团圆更复杂。新政府施行供给制，粮油布匹按票发放，连市长也没有特殊。陈毅暗算过：家里多两口人，月度定量马上告急，若额外批条子，牵一发动全城。思忖再三，他对张茜低声交底：“老人家多住一天，公家就多担一分；小家让国家埋单，这笔账算不过来。”
于是出现戏剧一幕。一天傍晚，陈毅回到公寓，门口已围着警卫员和满面怒容的岳父。老人提着包袱，口中不停嘟囔：“我就住几顿饭，他就撵我出去，无情无义！”警卫员左右为难，只能干劝。陈毅轻咳一声，示意屋里谈。
“爸，有困难咱们说话。”陈毅先递上一杯热茶。老人放下行李，仍不服气：“你嫌我们是负担，就直说。”陈毅摆手：“不是嫌，是制度摆在那。国家供给本就紧张，城里刚解放，百废待兴，你住久了，开个先例，别人也会效仿。”老人一拍桌子：“那你给我找份差事，我挣口饭自己养活自己！”陈毅沉住气：“我是市长，但公权不能变家用。若我借职务安插亲戚，与旧日官商勾结有何差别？”几句话像锤子，砸得老人半晌无言。终究是读过书的，情绪逐渐平复：“明早我就回乡，不给你添麻烦。”
第二天，陈毅亲自将岳父送到火车站，塞上几张生活费：“在家安心种田，缺啥来信。”站台汽笛拉长，老人挥手道别，“好，好，你是公家人，我懂了！”
严格公私分明的不止这一次。父母返川安居，他三句叮嘱：不惊动省委，不借公房，不动公款。执行人员依照办理，老人家住进普通民宅，家具还是旧货市场淘来的。消息在部队内部流传，很多年轻干部直呼“硬气”。
城市内外，仍有紧要关头。1950年初，通胀像脱缰野马，一张大饼跳价数万金圆券。陈毅挥手查封证券交易所，并连发电文六封向中央报告，他在电报里写道：“挤牛奶得留奶牛，救经济得保工商。”毛泽东批示：“同意照办。”随后减税、缓征公债、组织推销库存，一道道令下去，厂房重新冒烟，工人食堂的米饭又飘香了。
那年春节前，市总工会宴请劳模。陈毅与会，端酒先问：“看得懂《劳动报》的请举手！”厅堂瞬时冷清，零散几只手半举半放。陈毅哈哈一乐：“文化是工具，不学技术只能当大老粗。明年再见还不举手，可要罚酒三杯。”众人哄堂，记住这位市长的“当头棒喝”。
1954年夏末，他调离上海。外滩晚风吹动梧桐叶，老职工凑在弄堂口议论：“陈市长走了？”“是啊，可他定的规矩还在。”此后多年，人们依旧传讲那场家门口的“劝返风波”，说那是一座城市最早的廉洁标尺，不高，却立得笔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