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冬的北京，树枝还在寒风里摇晃，曾志手里却攥着一份盖有中央公章的文件——陶铸的结论被正式改正。这一天，她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天色已暗，女儿陶斯亮迎上来，小声追问：“爸爸的事，总算拨乱反正了。可那几年太苦，你到底怨不怨毛主席？”曾志并未立刻回答，她只是抬头看了一眼钟楼，随后才轻轻说：“等回去再谈。”
夜色里，母女二人走过长安街，远处灯火闪烁。陶斯亮一直记得，童年时父亲在四合院的书桌前伏案写字，也记得1968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午后，父亲被押走后屋檐下的落叶满地。她的疑问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压在心里十余年的沉甸甸的结。回到宿舍，炉火噼啪作响，曾志终于开口：“主席晚年，毕竟是个老人，是个病人嘛。”一席话平静，却在女儿心里掀起波澜。
要理解这句话，就得把时针拨回半个世纪前。1932年春，曾志从闽西抵达厦门的第二周，第一次见到了陶铸。那时她28岁，他25岁。外界传闻闽西来了位“女飞将”，陶铸却意外发现，对面这位“女将”并非粗壮剽悍，而是神情锐利却眉目清秀。短暂寒暄后，两人各自忙碌，交集并不算多。真正让曾志改观的，是几个月后瘴疠横行时，陶铸不顾高烧为伤病员端水喂药。曾志后来回忆：“那天夜里山风呼啸，他守着病号，连棉衣都没来得及披。”这种不计得失的执拗，让两颗心悄然靠近。
1933年底，夫妻刚在瑞金补办登记，陶铸便奉调上海。起初每周两封信，字句简短却行云流水；第五周信戛然而止。1934年3月，曾志收到那张薄薄的狱中明信片——陶铸被捕。信里寥寥几行：“狱中多病，望照料老母。”曾志读后整夜无眠，第二天变卖随身银手镯，凑了20元大洋寄去。陶铸后来回忆：“那20元救了我一命，也救了我在牢里的读书岁月。”三年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党中央设法将他营救出狱，这对夫妻才算重聚。
1942年延安整风，曾志因白区工作背景被隔离审查十四个月。那段时间，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余字的长信，细述历史并表示愿意接受任何调查。信投出后石沉大海，可毛泽东在甄别中划了一个圈：此人可任用。随即，中组部为曾志补办了七大候补代表证件。此举在干部中议论不少，直到七大开幕的前夜，毛泽东才对身边人说：“她是个好同志，别让她埋没。”
战争结束，陶铸进入华南局。1949年开国，他已40岁，曾志也跟随南下工作。广州解放后，市委向中央推荐她当选人大代表。名单送到华南局，陶铸出于“避免嫌疑”的考虑，悄悄把妻子的名字划掉。曾志得知后并未正面争辩，而是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说明缘由。不久审定名单时，毛泽东看见“曾志”两个字缺席，提笔补上，还在纸旁写下八个字：“善马任人骑，善人受人欺。”会后，陶铸才了解到真相，他无奈摇头：“主席想得比我透。”
1966年6月，陶铸调任中宣部部长，曾志因甲亢病休来到北京。她原以为能在北医住院静养，不料七月风暴急转。八月“批陶”大字报贴满街头，随后是抄家、游斗、关押。1967年元旦，陶铸被打倒的当晚，曾志写信到中南海，自报家门：“我在北京治病，无处容身，请示如何安置。”毛泽东批示：就地住院，协助检查，党建关系由汪东兴负责。这张批条像一张护身符，让她免于红卫兵的武力冲击，却挡不住精神折磨。
陶铸的病，是从1968年秋天的胃痛开始的。看守所条件恶劣，医药缺乏，十二月他已日渐消瘦。即便如此，他依旧翻阅旧报纸做读书笔记，两年下来写满高低不平的铅字，摞起来有两米多高。1969年1月确诊胰腺癌，周恩来迅速指示转院，但隔离依旧。那年九月，癌细胞扩散，麻醉药也难以止痛，陶铸仍常常强撑坐起，硬是在病历夹缝里写下批注。十月中旬，中央卫戍部门决定将他“疏散”至合肥。曾志闻讯，当晚为他收拾行李，她把旧棉被折得四四方方，手却一直抖。
合肥的冬夜阴冷。11月30日凌晨，陶铸在昏迷中停止了呼吸，终年62岁。噩耗传北京时，曾志正在北医例行复查，她放下听诊器，站了整整五分钟没有说话。之后的葬礼并未通知她，骨灰盒直到1975年才由有关部门交还。多年以后，陶斯亮问母亲：“那几年太残忍，为什么不恨？”曾志平静回答：“中央那时被‘左’思潮绑住手脚，主席身体又不好，一切都不受控了。老人家也有难处。”
有意思的是，在1976年天安门城楼的遗像前守灵时，曾志作为离休干部被安排值班。她看着黑纱遮着的照片，双眼微红，身旁警卫轻声问：“你心里是否酸楚？”曾志只是摇头，并未多言。次年粉碎“四人帮”，中央开始为一批干部平反。曾志提交了厚厚三卷材料，记述陶铸案细节，一字未添私怨。审批会上，有人提出：“夫人态度宽厚，可以信赖。”这句话就写在会议纪要里。
1979年冬夜，炉火渐熄，陶斯亮还在回味母亲那句“老人、病人”。在女儿看来，母亲的“不怨”并非逃避，而是一种审慎的历史观。陶铸与毛泽东有师友情谊，也有路线争论；曾志与毛泽东屡有书信往来，也曾被置身风暴中心。风云际会之间，个人情感常被时代洪流推着走。她选择放下怨，是因为清楚：若将复杂的历史责任简化为“怨”与“不怨”，不仅无助于弄清真相，还可能把新的误解累加在旧的伤痕之上。
第二天清晨，曾志携女儿去了陶铸在北京东郊的安葬处，墓碑刚刚竖起，花圈尚带着泥土气。她抬手拂去碑角尘土，轻声念道：“老陶，你在这儿，总算能睡安稳了。”短短一句，已把往昔艰难与今日释然交织在一起。将近中午，母女俩离开墓园，风吹过枯黄的银杏叶，脚下沙沙作响。这一声声细碎的响动，也像是不动声色地告诉人们：历史的余温尚在，真正的答案则埋在无言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