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0月的武汉，长江边秋风劲烈。军区机关清晨还在紧张准备一次野外拉练，忽然接到加急电话：邓小平已经抵达汉口机场，要求军区主要领导立即回城。杨得志和王平刚出发去荆州，闻讯立刻折返。谁也没想到，这通电话的背后，是总后勤部领导班子即将大调整的信号。
邓小平见面开门见山：“中央准备调整总后，你俩回北京有事商量。”言语简短，却透出不容置疑的决断力。此前几周，邓小平已同张震深入交换过意见，他手里放着两份名单；张震的回答只有一句：“王平合适。”老战友一句话，奠定了后来人事的主线。
光看履历，王平确实与后勤似乎不沾边。抗战、解放战争他一直在作战岗位；1959年起担任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十几年教书育人；1975年刚从军委炮兵政委转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部队才刚理顺。可就是这样一位“作战型”干部，却在1978年春天出现在总后机关大院。原因在哪里？历史得往前追。
1958年12月广州会议结束后，王平被点名去南京军事学院。路上遇到陈毅，陈老总在专机上反复叮咛：“学院是伯承同志创办的，切莫让它荒了。”王平听后用力点头。到职不久，他就遇上“教材是否还编”的争论，总部检查组主张直接用毛主席著作和林彪论文。王平觉得不妥，请示叶剑英，叶帅一句“药铺有药，处方不能丢”，给了他底气。教材最终保留，学院的教研得以延续。正是这股认准了事就敢担当的劲头，让叶帅和张震铭记在心。
1962年南京师生集会，毛主席拉着许世友与王平的手，左右各站一位硬汉，传为佳话。那一年，张震接任院长，王平是党委第一书记，两人既分工又配合。一抓教学，一抓思想，两套班子磨合顺畅，为后来合作奠下默契。
1966年王平因病手术，叶帅连发电报关照；1972年更是直接由周总理批示让他“回家休息”。从这些细节能看出高层对王平的信任：身体可以养，位子可以缓，但人绝不能丢。1973年他写信求工作，很快被总政用专车接到北京安排。李德生一句“身体不错，将来还可工作”，把话讲透——中央早晚要用他。
1975年春天，王平临危受命任军委炮兵政委。上任大会上，他因久疏讲台而略显紧张，有人嘀咕“老头行不行”。三个月后，再听机关评价，已是“这老头子真有魄力”。同年秋天，他又被空降武汉军区，与杨得志组成新班子。杨得志入院那段日子，整个军区只剩王平坐镇。三个军、多个独立师，接连整顿，号令一出，全区生效，这份临场掌控力为他赢得极高口碑。
1976年底，军区里一位突击提拔的年轻副政委被群众质疑。王平亲自谈话，决定让其下放代理师职，并严令“待遇与师长一致，军区物品不许带走”。干脆、硬气、不留情面，基层干部口服心服。也正因为此，张震在思考总后政委人选时，首先想到王平。总后勤部当时的核心难题恰恰不是业务，而是要在拨乱反正的环境里重建规矩，需要一位能说能管、敢拍桌子的老政委来压阵。
邓小平征询张震意见时，张震回忆起长征中那一幕：1935年韩城行动，王平担任11团政委，团长叛逃，部队无乱。张震用一句短评概括：“关键时候顶得住。”这句话击中邓小平的需求点。总后如要恢复秩序，首先得保证领导班子团结稳定；其次，后勤涉及经济、人事、装备，需要一把政治标尺。王平老成持重，又和张震多年共事，无缝对接最省心。
1978年1月，任命电报下达。王平到京先跑了三家：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三位领导几乎同口径：“整顿、放手、别怕。”2月就职后，王平发现总政关于党委常委成员的通知遗漏了后勤主要领导。此事看似小，却关系到后勤话语权。他立即同班子沟通，再向邓小平写信说明。很快，邓小平批示补发通知，明确后勤主要领导同级进常委。短短几周，新政委显露出敏锐与执行力，总后干部心里有了依靠。
1983年起，王平身体疲惫。先后向杨尚昆、邓小平提出退下。邓小平劝他“抓大事，小事可以不理”。但王平自知精力有限，1985年再度请求，军委批准他离开一线。交接完成后，他开始整理军旅记忆，留下多篇回忆文章。1998年春节前夕，这位老红军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一载。许多人后来谈到他，首先想到的不再是“作战干部”或“军事教育家”，而是那段关键时期里为总后定规矩的王政委。
从韩城狙击到总后勤部机关，从前线到讲台，再到大后方领导岗位，王平三次重大转折都与张震结缘，也都与叶帅、邓小平亲自点将有关。该上阵时敢冲锋，该执教时能伏案，该整顿时肯拍桌，这种多面手正是动荡岁月里最稀缺的干部资源。历史恰好给了他舞台，他也用一以贯之的坚定，回应了组织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