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月7日，南宁的夜风夹着山野的潮气。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捧着一封薄薄的信，信封上“东兰”两个字已经被雨水晕开。写信人是老红军杨正规，他在信里只提了一个请求——“请替韦拔群烈士讨个公道”。钟枫拍案起身，“十多年还抓不到凶手，像话吗！”
命令随即下达。百色专区、东兰县一时却抽不出精干力量，只得申报专案组。几经权衡，曾在看守所当过所长、办案经验丰富的樊恒荣领命出发，目标两个字：真相。
案卷都在旧档里蒙了灰。樊恒荣翻到1932年东兰县档案时，纸页几乎碎成粉。破旧的卷宗记载了一连串人名：徐家豫、韦昂、陈的伯、刘治——一个极其复杂的谋杀链条若隐若现。
为了突破口，他决定先敲开囚室的门。此时徐家豫已在监狱度过十个年头，鬓发皆白。樊恒荣一句“韦拔群的案子不能再拖”让老县长低下头，终于交代：动手的，是警卫队队长韦昂；怂恿者，是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出谋划策的，还有百色民团参谋刘治。三个人，两把枪，一颗悬赏一万大洋的头颅。
调查小组循着线索先抓刘治。田阳山区的一个卖粥老人，竹笠遮面，油渍围裙上补丁成片。验明正身之后，他双手颤抖：“是我，可我早知道这一天躲不过。”至此，命案的窗纸被捅破，可韦昂与陈的伯竟似蒸发，柳州、融水、河池，线索断断续续。
追凶的路上，樊恒荣和战友们对韦拔群的名字越发熟悉。资料里写着：1894年生，1916年参加护国军，在贵州讲武堂受训，后来回东兰组织农民运动；1926年入党；1929年参与百色起义，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员；1931年桂系围剿，他率残部转战山野；1932年10月19日凌晨，被侄子韦昂背叛，饮弹牺牲，年仅三十八岁。
档案干巴巴，却档不住磅礴事迹。老人们回忆，韦拔群把省下的最后两把高粱米分给伤员，自己啃山根；给战士讲完革命道理，再扛起沉重机枪冲锋；山里的苗、瑶、壮群众遇到难事，都说“找拔群叔”。白崇禧悬赏一万大洋要他的命，百姓却把他藏进竹林深处。可惜最深的暗箭来自亲侄，“家里出叛徒”，东兰山区至今仍有人这么叹。
再说办案。1961年春，专案组在柳州旧城区翻出一间破洋房，房契上休休沓沓几行字清楚写着：此为“悬赏功臣”暂住。不久便查明，韦昂已于1950年代病故，遗骨无处可寻。案卷里留下一行铅笔字：“主犯既灭，自不能免其共犯。”陈的伯终于在融水一带落网。审讯笔录只有一句硬梆梆的供词：“要不是我，他不敢动手。”两年后，刘治与陈的伯均因故病亡狱中。公家最终给烈士立档：主谋伏法，余犯皆殁，案结。
韦拔群案尘埃稍落，目击者罗日块却再无音讯。“也许隐姓埋名，也许客死他乡”，办案人日后谈起，总叹一句：革命年代，有多少无名者连墓碑都没有。
时间往前推，1932年的那夜，山村漆黑。韦拔群枕边的驳壳枪被悄悄抽走，警卫员罗日块猛然翻身，“师长——”刚吼出半个字，枪声炸开山谷。多年后，樊恒荣对学员说，“案卷里最能逼出泪的，是罗日块的证词一行半：‘首领已殁，我唯听命。’”短短两句，把人心的脆弱与磐石都写尽了。
案子落幕的第十一个年头，即1971年8月28日，长沙。夜色微凉，韦国清随刘兴元、丁盛去看望主席。灯光下，毛主席翻着一份军队整编报告，忽抬头问：“韦拔群和你，一家吗？”韦国清回答得很谨慎：“五服外的宗亲。”主席沉吟片刻，“他是好同志，广西的事，我也向他学。”短短对话，屋里人人屏气。韦国清后来回忆，老人家提到“互相学习”四个字时，目光飘向窗外湘水，像突然看见了右江河。
为什么老人念念不忘？答案埋在1925年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一年，毛泽东授课，韦拔群听课。课堂里，导师讲湖南、湖北的农动经验，学生讲广西的山林血火。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其实分不清。正因如此，四十六年后，主席才会说出“名义上的先生”那句自谦。
韦拔群没走完的路，后来由无数广西儿女接力。百色起义旧址的墙上写着：“一盏马灯照破千年暗”。灯燃自1929，不再熄灭。至于案件本身，由于主要凶犯已死，没有公开宣判。公安系统最终以内部通报形式结卷——这在当时并不罕见，革命年代遗留的大案要案，常常只能这样画上句点。
长沙那晚散会已近十点，毛主席握住韦国清手，“广西山高林密，要注意团结。”他说得云淡风轻，听在旁人耳里，却像一句遗嘱。回到驻地，韦国清提笔在日记里写道：“师生论及拔群烈士，主席怀人之深，令人动容。”
韦拔群牺牲三十九年后，桂西右江河畔竖起他的塑像。老乡们逢年过节仍摆上糯米、酸笋、腊肉，嘴里念叨：“拔群叔，吃点，辛苦了。”塑像沉默，却像当年那个眉目刚毅的壮族青年，肩挎步枪，身背一卷行军毯，随时准备再走进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