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7月9日深夜，北京驻地的电话骤然响起。接线员只说一句：“杜修贤，请立即去外交部。”挂断。此时的杜修贤是一名在新华社干了整整十四年的老记者，他听出对方刻意压低的声线，感觉这事有点不一般。
那晚，杜修贤在灯光昏暗的会议室里才知道真相——基辛格秘密到访，下一步目标是促成美国总统访华。消息仍处绝密级，他只能在记录本上写下几个含糊不清的符号。走出楼门，初夏夜风很凉，他心里却发烫：镜头很快就要对准那个世界焦点。
时间线跳到1972年2月初，北京已经悄悄进入“一级戒备”。周恩来把接待事务分成数十个小组，文件上密密麻麻写着时间、地点、人员、警戒半径，甚至连菜单都标注热量值。人多事杂，周恩来依旧抽空叫来了杜修贤。西花厅的灯通宵不灭，桌上摊着厚厚的资料。周恩来指着最上面那份蓝封档案袋说：“老杜，咱们要让全球看见一点——是尼克松自己跨洋过来，而非我们去邀功。照片，要有这股子味道。”一句点题的话，让杜修贤心里有了杆秤。
为了那张关键影像，他在首都机场整整踩了三次点。机坪上的光线、地面线条、舷梯高度——全都用小本记下。更棘手的是记者群。美国方面申请的摄影记者超过百人，还有电视转播车。若是被人群挡死，镜头就可能落空。杜修贤想了个土办法，在二十米开外竖起一个矮台，每次只容一个摄像师站立，他自己把那位置死死占住。
2月21日，北京零下五度，天空没有一丝云。09：00，民航塔台报告：“特使一号进入京津航道。”11：00，银色的“空军一号”滑行到指定停机位。候机楼里，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依次走出，停站在分支跑道边。气氛紧张，却不失从容。
机舱门打开，尼克松率先露面，他回头叮嘱道：“所有随行人员原地不动。”随后他大步下舷梯。就在那一刹那，他伸出右手的动作，比平时握手足足提前了两秒。周恩来也迈前一步，但身体微微后仰，双臂并未主动前探。距离被精确控制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区间——既表示欢迎，又不显得急切。杜修贤抓到甘蔗一样的“最甜一段”，快门连按三次，停在那张“尚未握拢”的画面。
旁边的外媒摄影师此刻才反应过来，快门声如鞭炮炸响，可那个最微妙、最能读懂“主动”意味的瞬间已经被杜修贤先收入胶卷。尼克松的脚跟落地之后，两只手真正握紧，现场才爆起第二轮快门声。
迎宾仪式结束后，杜修贤不再逗留。他把相机递给助手，自己驱车直奔新华社暗房。洗片、定影、烘干，三十九分钟出片。他挑出两张：一张是双手已经紧握，另一张是“千钧一发尚未握拢”。带着胶片，他风风火火赶往中南海游泳池。
周恩来迎着水汽走来，戴着老花镜，弯腰细看底片许久，只说一句：“就用这张未握住的。”两人默契得不用多话。尼克松那只主动伸出的手，语言力量大过任何演讲稿。
当天下午，电话又把杜修贤叫到毛泽东居所。主席卧病，面色欠佳。拍完一卷，他怎么也挑不出满意的影像。思考片刻，他写条子递给在场的工作人员：“主席与尼克松握手照片不理想，请求补拍离别瞬间。”条子层层递进，十分钟后核准。
傍晚时分，谈话结束。毛泽东精神明显好转，端坐沙发，抬手与尼克松告别。快门声低沉，胶卷彻底见底。离开中南海，杜修贤才长舒一口气。他清楚，那一卷胶片将成为教科书级的材料，可他更珍惜早上那张“未握拢”的作品。
照片很快通过新华社送往世界各大发行社。洛杉矶时报先用整版刊发，配文诡谲：“主动伸出手的总统，终结了22年的坚冰。”几年后，《尼克松回忆录》出版，封底选用的正是那张照片。画面中，尼克松向前探身，周恩来足尖微掂、身形略后，两人之间隔着一掌距离，仿佛有磁场牵引。
这不仅是一瞬的艺术，更是一场高超的心理战。外交辞令可以润色，姿态却骗不了镜头。尼克松想展示极大的诚意，周恩来要传递“不卑不亢”的立场，两股力在两米长的舷梯前汇合，让世界读懂了一个事实：新中国已不是旧时代的东方巨人，她有底气让任何超级大国迈着相同的步幅走向谈判桌。
杜修贤后来谈起这段往事时，提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要是镜头慢了半秒，味道全跑。”字句之间，尽显老记者的骄傲与谨慎。他的快门声，成了1970年代最响亮的外交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