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印尼万隆会议的会场外人声鼎沸。周恩来的那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通过电波飘洋过海，停在纽约上西区一间小公寓里。李宗仁把报纸摊在膝头，沉默许久，突然冒出一句广西口音的感慨：“看来，该回去了。”
这句自语并非遥远的突发奇想。1949年12月，他以“治病”为由离港赴美，本打算等白崇禧保住桂系旧部再回来“收复失地”。结果白崇禧败军台湾，蒋介石复职，李宗仁成了“代总统失业者”。在美国的五年，读报、遛狗、晒太阳，清淡得连邻居都忘了他的传奇。
周恩来得到李宗仁在美发表反对“台湾托管”的文章后，第一时间找来曾任李宗仁机要秘书的程思远。“告诉德邻先生，回来看看，来去自由，一切方便。”这句交代，比寒暄更像庄重的承诺。
李宗仁回信频繁。1958年写给李济深的长信里，他用了“叶落归根”四个字。信件统统汇总到中南海，周恩来看完后一叠一叠递给毛主席。对方没多评价，只留下一句玩笑：“人老了，想家嘛。”
最曲折的一幕发生在字画上。李宗仁托人运来数十幅名家真迹，自称花了十一万多美元。故宫专家一看，多数是赝品，顶多值三千。周恩来本拟付三万酬谢，毛主席听后爽朗大笑：“统战要讲策略，他说十一万多，干脆给十二万！”文件当天批复，财政部长李先念按数划款。李宗仁得讯，连声称“共产党识货”，朋友们却暗笑那批“字画”的身价。
钱不是全部，安全才是关键。1963年12月，程思远与李宗仁在瑞士苏黎世密会。周恩来事先列出“四可四不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可公开回国，不可受胁迫”。饭桌上灯光昏黄，李宗仁眼角微红：“我只要一可，能安度晚年。”身边的夫人郭德洁没吭声，只紧了紧风衣。
美国和台湾特务的尾随让归途更像谍战。1965年6月，李宗仁从纽约赴欧洲，程思远带着旅行经费抵达苏黎世。7月13日，蒋介石密令抓捕李宗仁的情报传到中南海，指示随即下达——“务必当日下午离开瑞士”。当天傍晚，李宗仁夫妇换机前往雅典，坐在候机楼的钢椅上，郭德洁低声抱怨：“鞋跟都走断了。”李宗仁扯了扯领带：“能回去，值。”
最凶险的环节出现在巴基斯坦卡拉奇。蒋介石雇佣的两名杀手潜伏楼梯间，幸好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与当地军警联手，提前把李宗仁一行塞进警车。尹冰彦后来回忆，大使在车内回头时说了句：“周总理反复叮嘱，一定不能出岔子。”李宗仁握着对方手臂：“多谢，总算逃过一劫。”
1965年7月18日，广州白云机场晨雾未散。舷梯放下，69岁的李宗仁站在最高一级深吸一口气，十六年的游荡在那一刻打了句号。吃过一笼虾饺后，他换乘专机抵达上海。周恩来、陈毅、叶剑英在虹桥机场迎接，这三位昔日“北伐军军长”齐到场，陈毅笑道：“现在四个军长够打麻将了。”老兵间的幽默，既是调侃也是宣告旧怨翻篇。
7月26日上午，中南海游泳池旁的休息室里，毛主席披着浴巾坐等客人。李宗仁进门刚鞠躬，毛主席大手一挥：“德邻先生，你现在可上了贼船。”一句话逗得程思远险些失声。毛主席解释：“蒋先生骂我是匪首，这里便是贼船。”李宗仁笑答：“这条船坐得踏实。”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从北伐到抗战，从台湾问题到美国国内局势，记录员的铅笔被削了四次。
随后几周，北京、北戴河、东北三省一路接待。朱德在北戴河举杯时说：“老弟，这片海已经不是当年八国联军的炮船口。”李宗仁点头，没再多言。归国第二个月，他在北京召开记者会，强调“愿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余生”，并呼吁台湾旧部“识大势”。
1966年春节，李宗仁携夫人南下广州。3月，郭德洁因癌症去世。告别仪式上，周恩来和李四光前来慰问，礼节周全。李宗仁告诉身旁工作人员：“我没想到她能在北京入土，这份情抹不掉。”此后，他心境大变，常同旧友说台湾孤悬“如钉在心头”。
1968年秋，李宗仁因直肠癌手术住院。医疗小组每日巡诊，床头常备《三国志》《近代史资料》。国庆前夕，他拖着输液架参加国宴，坐了两个小时便退席。临走握住工作人员手腕：“看好焰火，别让我占了好位子。”
1969年1月30日清晨，海淀医院的病房内灯光昏暗。李宗仁对守夜的尹冰彦低声说：“回国路对了，可惜台湾未归。”雪白的吊瓶滴完最后一滴，他与世长辞。几天后，周恩来读到李宗仁留给中央的信，信末写道——“愿留在海外的国民党人尽快归队，祖国容得下他们。”周恩来说一句话：“这封信，该进档案。”
从万隆一句宣示，到中南海的一声玩笑，十年兜转，李宗仁终以“贼船乘客”的身份落定。他的选择未能加速台湾回归，却在历史坐标上留下了一个别样的注脚：政治算计之外，乡土与归宿往往更能左右一个老人最后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