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初春，总后大院的石板路上还带着硝烟后的清冷。彼时的邱会作正在忙着统计全国复员、转业部队的被装与给养数字，堆成山的旧油纸包里全是前线寄回的开支报表。三十多年后，他再回北京，却是另一番心境。
1981年9月12日，邱会作因病保外就医，户籍关系调往陕西。那一年他六十八岁，腰伤、心脏病同时缠身，住在西安长乐西路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小套间里。帮他搬家的老兵回忆：屋里没像样的家具，地上放的却是一本本仍然翻得起毛边的作战后勤日志。
1983年初夏，一位曾在平津战役中被俘的老人敲开他家门。对方递上蜂王浆时说：“您当年跟我们讲‘别悲观，努力总有前途’，这话我记了一辈子。”邱会作一时说不出话，只能把客人让进来，坐下后腿竟发软到站不起来。那一刻，他第一次真切体会到挫折与温情可以同时抵达。
时间跳到1992年4月，这年他已七十八岁。西安的春风里沙尘仍旧刮脸，但邱会作还是决定北上，一是体检复查，二是想看看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消息传到北京，段苏权立即托人订好车票，“人到车站就接。”老副司令的口气依旧简短，却透着真挚。
抵京当天傍晚，段苏权把他接到崇文门小院，家常菜摆满方桌：一盘酱牛肉、两碗小米粥，外加一壶二十年的温黄酒。段苏权握着他的前臂，半晌才冒一句：“老邱，这回咱们不谈公事，喝口热的暖暖身子。”两位昔日在八纵并肩的搭档就这样重逢，四目相对，几十年风霜仿佛瞬间消散。
第二天午后，国防大学安排了一场更正式的便宴。张震特地把地点挑在院里最安静的招待室，还从家里带来一瓶七十年代的茅台。刚坐下，张震先朝服务员招手：“我今天是请我的老同学吃饭。”邱会作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哪门子同学？”张震放低声音解释：“一九三八年延安抗大三大队，你我同队同支部，这不算老同学还算啥？”席间两人回忆在陕北窑洞里背《菜根谭》、跑马拉松的往事，话头一开就收不住。
值得一提的是，张震并未忘记问起胡敏的政策落实。胡敏当年从军医学校毕业后，常年在野战医院里连轴转，解放战争期间没日没夜地救护伤员。十年动乱中，她因“历史问题”被下放陕西农场，直到八十年代才重回师职干部序列。张震关切地问：“胡大夫身体可好？”邱会作点头，却略带歉意：“她比我硬朗得多，多亏大家惦记。”
几杯酒下肚，话题自然而然转到辽沈战役。八纵南下切断北宁线、营口堵截廖耀湘，都是旁人津津乐道的战例；可邱会作想起的，却是小紫荆山失守时连夜处理军纪的那场监斩。对错成败都已远去，但军纪、担当仍像刻在他骨子里。张震叹了口气，不置可否地说：“那年月，就是这么过来的。”
北京逗留半月，邱会作住在海淀一处普通招待所。白天去协和做检查，晚上常有老部下或干脆是年轻军官来敲门，送点水果或一张卡片。有人只说一句“首长好”，敬个礼就匆匆离去，也有人陪他聊到深夜。短短十几天，房间里摆满各种地方特产，他却几乎没吃几口，临行时全让服务员分了。
5月初，他返回西安。在站台上，他握着段苏权的手，说：“人老了，见一次少一次，下回不知何时再聚。”段苏权笑着回答：“还能走动就还有下回。”两排老兵敬礼，为列车启动让出通道，汽笛声里，旧日硝烟似乎又飘回眼前。
2001年冬，邱会作病情恶化，转至北京协和。张震得到消息，第一时间赶到病房，依旧一句“老同学”，握着他的手不放。翌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协和医院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九岁。送行那天，陕西干休所的工作人员带来了他珍藏多年的抗大学籍卡，卡片边缘早已发黄，可字迹依稀：三大队二队，学员邱会作。
许多人说，他晚年简单，房间里除了几本日记、几张老照片，剩下的只有一把老旧测距尺与一支钢笔。然而回想他在长征路上背电报机、在东北野战军里扛军供、在总后勤部里核对千万条数字的岁月，这简陋却又装得下整整一个时代。老战友的一句“老同学”，也就成了这位红军娃娃科长最淳朴、最可靠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