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2日清晨，呼啸的北风在太庙古槐间回旋，劳动人民文化宫四周的白色花圈已经排成了一堵静默的长墙。守门的警卫悄声提醒到来的吊唁者：“请放低声音，这里不再有脚步以外的杂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张后来被反复刊用的照片定格：华国锋双手遮住面庞，肩膀微微抽动；几步之外，王洪文垂着头，皮衣领口还留着寒霜。
这张照片成为那场葬礼最沉甸甸的注脚。周恩来1月8日逝世的消息传开，全国陷入巨大的悲痛。毛泽东因病无法前来，便让人将写有“沉痛悼念”的花圈置于正中的台阶。距离花圈不到两米，周恩来的遗体安放在覆盖党旗的水晶棺里，整个大厅被淡淡的松柏香气充满。人们先要绕棺一周，再依序鞠躬，任何人都无法缩短这一段路程。
华国锋此刻才五十四岁。他在湖南桃源县的山村走出后，历经合作化、三线建设、文革风浪，一直被周恩来视为“能干事的年轻人”。1967年春，他因被错误点名而陷入困顿，是周恩来出面拍板，让他恢复职务。此后九年，华国锋对总理始终怀有感激与敬重。走至棺前时，他的唇角动了动，似乎想说些什么，可终究只留下了双肩的剧烈颤抖。
他身后的王震微微倾身，用手扶住华国锋的臂肘。王震比周恩来小十四岁，从长征到三线，他对总理的亲近更多体现在军政交接的关键时刻。此日，他穿着旧军装，袖口缝补痕迹清晰可见，却站得极稳。“慢一点。”王震低声提醒，仅此五个字，便让华国锋重新迈出步子。
另一个焦点人物王洪文则是截然不同的神情。三年前，他凭着“上海工人领袖”的身份跻身政治局常委，当时年仅三十九岁。要知道，早在1975年讨论国务院班子调整时，周恩来就曾建议他多到基层调研，少些口号式发言。如今，周恩来的遗体静静摆在眼前，他却低垂着头，一言不发。旁边的汪东兴注视着王洪文的鞋尖，仿佛在揣测这位“新生代”心中的波澜。
吊唁队伍里还有朱德、叶剑英、宋庆龄、吴德等人。叶剑英刚刚从广州视察归京，夜车未停便径直赶到文化宫；朱德已是九十岁高龄，脚步吃力，但在护卫扶持下仍坚持走完全程。他在棺前行军礼时，袖口微颤，礼毕随即合掌，像是跟几十年的搭档做最后的告别。
悼词的草稿此刻已印成薄薄的小册子，放在入口处供来宾取阅。字里行间回溯了周恩来从南昌起义到召开万隆会议的经历，其中特别提到他在最后两年里筹划“四三方案”以纾解国民经济困局。很多人读到此处忍不住停步，仿佛再次看见那位深夜灯下批改文件、偶尔在纸张一角写下“此事当急”的身影。
有意思的是，不少摄影记者原想捕捉国家领导的合影，却意外拍到了许多普通群众跪在台阶下痛哭的画面。统计数据显示，那三天共接待超过五十万名吊唁者。有人夜里从门头沟步行二十余公里赶来；也有人连夜制作粗糙花圈，只为插上一张写着“总理千古”的白纸。人民对周恩来怀有的情感，远比任何领导对外宣示的辞令更真挚、更直接。
14日下午，追悼大会召开前最后一次彩排完成。有人询问毛泽东要不要录制音频致哀，工作人员回禀：“主席咳得厉害，说话已有困难。”毛泽东只是挥挥手，示意再不要提起。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他听完悼词后，放在扶手上的手背明显发抖，随后要求人人退出房间，一个人静坐良久。
次日，万人大礼堂黑纱覆盖，铅灰色的灯光让每一张面孔都显得格外疲惫。华国锋作为国务院代总理，扶着讲台宣读决议，他在读到“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时，声线几乎断掉。场下，王洪文保持低头姿势，没有抬眼与任何人对视。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生前嘱咐邓颖超“身后事从简，骨灰撒江河”，但邓颖超仍递交请求，请求火化后不留骨灰。中央批准了这一遗愿，骨灰最终撒入海河、渤海、京密运河三处，象征周恩来与人民生生不息的联系。邓颖超在追悼会后对身边同志说：“承诺已了，他可以安息了。”字句平淡，却让旁人红了眼眶。
那张定格华国锋掩面痛哭的照片，后来常被研究者用作观察1976年权力走向的影像材料。有人说，它意味着华国锋将承担更重的责任；也有人注意到王洪文低头沉默里的若隐若现的失落感。无论外界诠释如何，当天的实况只有一种：在这座大厅里，没有人能够超然其外。
1990年代，北京一位摄影师回忆洗片时的情景：“底片上全是阴影，没有一点笑容，那是我见过最安静的送别。”这句话或许正是那三天最准确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