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早春，哈尔滨的雪还没完全融化。午后，东北局机关食堂里忽然传来一阵笑声——彭真路过时带来一个小姑娘，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找陶铸爸爸。”陶铸当时正举箸欲起，听完便像一阵风冲向门口，把女儿亮亮高高抱起。旁人只看到一位父亲的激动，却不知这背后早已是一对革命伴侣八年聚少离多的缩影。
曾志与陶铸相识于1930年10月。一个是闽西苏区干练泼辣的交通要员，一个是因“厦门劫狱”而蜚声地下的少年指挥。为了掩护行动，他们对外扮演“假夫妻”。时间久了，假戏真做。军情紧张，彼此忙碌，却在短暂的相处里体会到同路人最难得的温暖。蔡协民的身影渐渐淡去，曾志心底却生出笃定：眼前这个男性格温和却做事坚决，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同志。
三十年代末，两人辗转粤北、皖南。曾志第三胎临盆，身边只剩陶铸一人。那天夜里，他一边批示文件，一边拿着老旧搪瓷盆接热水。孩子刚满十三天便被送往安全区，夫妻俩在山路上互道保重，各赴战场。没人知道他们心里有多疼，只知任务优先。
延安时期，曾志产后立刻申请插队工作，又因阑尾炎手术干脆要求一并绝育。组织征求陶铸意见，他只回一句：“尊重她。”短短四个字，囊括了他们对彼此的信任，也挡住了外界所有猜测。
进入新中国，陶铸出任华南局第一书记，曾志则在广州儿童福利机构忙得脚不沾地。她最怕被贴上“夫人”标签，坚持不与丈夫同一系统办公。别人口中“陶铸怕老婆”的玩笑，在他们之间不过是一种默契：谁的岗位重要，谁就冲锋在前，另一人绝不拖后腿。
1966年风云突变。陶铸从中南海搬出后，身体每况愈下。1968年国庆前，他已出现明显黄疸。曾志几次往返医院奔波，却始终没能得到有效诊治。次年3月，302医院确诊为胰头癌并胆道阻塞，手术历时八小时，切除范围超过普通胆囊手术数倍。病房里弥漫消毒水味，陶铸脸色蜡黄，却仍握住曾志的手比划：“没事，能撑。”
术后三个月，夜里疼痛无法忍受，他脱口而出一句：“没想到癌这么痛！”话一落，又把被角掖好，怕惊醒隔壁病号。曾志镇定地擦汗，心里却清楚：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10月15日清晨，汪东兴派车把曾志接到西华门。会客室里，他低头翻了一页文件，语速平缓却不容置疑：“北京要疏散，你有两个选择：跟陶铸去合肥，切断外界联系；或者南下广东劳动，与陶铸不得往来。”说完抬头，目光复杂。曾志的手指掐在椅把上，指节泛白，只问：“什么时候动身？”“十八号，车票已备。”
回到病房，她原原本本复述了谈话。陶铸静静听完，沉默良久，突然坐起，声音低却清晰：“千万不要陪我去合肥。我时日不多，你跟我，只剩添乱。去找亮亮，好好活。”这句话，是命令，也是央求。
17日深夜，曾志为丈夫收拾行李：一箱书、一双雨鞋、一把伞、一床薄被。她想再给他添几件冬衣，被他摆手拒绝：“带不动。”短暂停顿，他要了三张照片——妻子、女儿、外孙。曾志帮他塞进贴身口袋，他轻敲胸口：“他们就在这里。”
18日清晨，合肥专列缓缓启动。月台上，曾志强忍泪水，冲着车厢挥手。车窗里，陶铸握着拐杖，艰难地回以敬礼。没人说再见，两人心知再难相见。
11月30日，合肥传来消息：陶铸病逝，终年六十二岁。中直政治部只留下简短讣告。曾志呆坐良久，随后铺开手中那张他未寄出的信笺，上面留着潦草字迹：“亮亮，跟妈妈好好生活，爸爸历史上无愧。”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七岁。按照遗嘱，遗体捐献医学研究；剩余骨灰由陶斯亮带去井冈山，与蔡协民烈士墓前并排安放。小花圈上写着一句话：“您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这句话，无人润色，却足以概括曾志的一生。
回看他们的轨迹，无论战火硝烟，还是政治波折，这对夫妻始终把组织利益摆在个人情感前面。1968年的那个抉择，更像一次无声的誓言：为了大局，他们从不奢求并肩终老，所求者唯有“活下去”，或至少让对方活下去。倘若要寻找革命年代爱情的注脚，大概就是——彼此成全，以生命守护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