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初冬，沈阳火车站的汽笛声划破寒风，贺子珍揽着十二岁的李敏，下火车时长长舒了口气。她刚从哈尔滨辗转而来，身边还带着身体尚未完全康复的毛岸青。久别重逢的妹妹贺怡就在站台，一袭呢子大衣，眼圈却因激动泛红。姐妹俩抱在一起，彼此肩头微颤，十多年风霜似乎在那一刻化为沉默。
几天后，东北郊外的休养院灯火幽暗。贺子珍坐在壁炉旁纺线，贺怡低声说起一个消息——母亲去世前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细心照顾，连重新安葬的十块银元也由他出。贺子珍听到这里，手中的线团忽然散开，泪珠顺着面颊滴在粗布上。她没再说话，火光映着她的侧脸，悲欣交杂。
此后一个念头在姐妹俩心里悄悄发芽：毛泽东与贺子珍，究竟有没有可能再走到一起？贺怡性格泼辣，认为“试一试总没坏处”。贺子珍却摇头，她很清楚自己与“主席夫人”这一身份渐行渐远。可母亲的托付、十年患难的夫妻情分，仍让她暗暗感怀。
1948年春末，李敏在沈阳读书，俄语作业写得飞快，中文却常常删删改改。她问母亲：“大家说爸爸是伟人，他会不会记得我？”贺子珍想了想，提议让女儿写封信直接去问。女孩笔下俄文一气呵成，最后落款仍写“娇娇”——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留给她的乳名。
北平城头，1949年3月底，毛泽东搬入双清别墅。那天夜里，他翻看秘书递来的邮件，忽见一个沈阳邮戳的信封。信纸展开，满目俄文。他苦笑：“又考我。”随后请翻译值班员匆忙译成中文——女儿纯真的提问扑面而来：“您真的是我的爸爸吗？”毛泽东按住信纸，久久无语，随即吩咐准备电报：“娇娇：你是我的亲生女儿……盼你来北平。”
电报发出不久，他又让警卫员带口信去沈阳，征询贺子珍意见，准备接李敏与岸青北上。贺子珍听完，仅用一句话：“我同意，让孩子们快去。”她明白，这是父亲与子女之间迟到的团圆，自己不该横加阻拦。
列车驶进北平时是4月中旬。毛岸青扶着妹妹下车，站台另一端，毛泽东微微探身，笑得像年轻时代。李敏扑上前叫了一声“爸爸！”，声音软软的，毛泽东伸手摸摸她的双辫：“路上辛苦了，先回家。”这短暂对话，大概只有车站的风可以作证。
把孩子安顿好后，贺怡决定进中南海。她自幼敬佩这位哥哥一般的领袖，如今更想替姐姐争取一次团聚。可门卫传出消息：主席公务繁忙，暂不安排会见。贺怡没有死心，她回到旅社，铺开信笺，用极为正式的措辞写道：希望主席与子珍同志复婚，既成全一段情分，又圆孩子们的家庭。信封交给中办值班员，她在门口徘徊良久才离开。
数日后，中南海静夜挑灯。毛泽东拆开那封信，看着“复婚”二字，放下眼镜，缓缓叹息：“贺怡真不懂事，我怎么能同子珍再恢复关系？”他叫来工作人员，把礼物收下，也备了一份回礼送去——但信件没有回复，只字未提复婚。
工作人员回忆，那一夜主席再无言语，只是让人把女儿照片摆在案头。窗外柳梢轻摇，瓦影斑驳，过去的岁月像井冈山的雾气，聚了又散。 第二天，他照常批改文件，偶尔抬头，看一眼笑靥未减的小姑娘。
北平进入夏季后，李敏在北京师大女附中插班，成绩稳步上升。她给母亲写信的频率越来越高，“妈妈，我很好，爸爸要我练书法”“这里的蚊子特别多，可有爸爸在不怕”。贺子珍收到信，经常整夜不眠，反复端详那跳脱的俄文笔迹。
贺子珍没有再提复婚，只在回信里告诉女儿要听父亲的话，并反复叮嘱主席注意休息。毛泽东偶尔向身边人提起：“子珍身体怎么样？阎长林去东北时替我看看。”短短一句，却把关切托了出去。
年底，人民政权在全国铺开，文件雪片般压来。毛泽东仍会在深夜偶然驻笔，片刻失神。工作人员推门递呈时，听见他低声呢喃：“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1950年春，出外事任务归来的贺怡，途经江西抚州替姐姐打探长征途中遗失的那个孩子。车行山道，不幸坠谷身亡。噩耗传来，贺子珍仿佛被抽走力气，连夜赶赴上海照顾遗孤贺麓城，自此留在哥哥贺敏学家，极少再公开露面。
时间流到1984年4月19日。上海华东医院病房里，贺子珍眼角眉梢尽显倦容。她的后半生没等来复婚，也未踏进中南海，但女儿、兄长与昔日战友常来探望。病床旁放着一张相片——井冈山小路上，那位二十岁的女红军笑得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