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的一个黄昏，太行山深处的羊肠小道上，344旅687团的队伍刚刚扎好宿营。山风呼啸，带来春寒，也卷来一纸来自延安的电报：旅长徐海东因伤病撤离，新的主官尚未确定。就在这条看似普通的消息背后，一段扑朔迷离的风波逐渐酝酿。谁来统领这支被称作“最难管”的主力旅，一时成了八路军总部与前线指挥员共同的心病。
这一旅为何难管？沿着时间往前倒几个月就能找到线索。1937年冬，687团团长张绍东与参谋长兰国清借“勘察地形”之名私自带队出走，虽大部战士中途返回，但恶劣影响已在太行山区扩散。徐海东震怒，血气翻涌，当场吐血。打仗拼命可以，背后掘沟绝不行，一向铁血的他第一次感到头疼：山头气太盛，旅内缺乏强有力的政治凝聚。
短暂整顿后，344旅转入町店伏击战，不料计划失误，战果寥寥。适逢朱德到旅里检查，张绍东事件余波未平，加上这次败仗，朱德在会议上沉声批评：“战斗失利是可以分析的，组织涣散就必须整治！”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只有煤油灯发出噼啪声。可是，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徐海东不得不去延安疗伤，旅长位置空悬，值此多事之秋，没有人敢拍胸脯说能服众。
朱德最先想到田守尧。这个出身红十五军团的“拼命三郎”，从陕北一路杀到山西，刀口舔血，威望不低。电报发往延安，毛泽东和彭德怀却同时摇头。理由很简单：旅里刚闹过叛逃，急需有人既能打仗又能稳心思。田守尧勇猛有余，资历略欠，难免镇不住那些“桀骜兵”。于是，中央决定让685团团长杨得志出任副旅长并代理旅长。
消息传下，田守尧脸沉似水。给徐海东送行的茶话会他干脆没露面，营区里流言四起——“田团长不服，怕是又要闹点情绪”。朱德察觉到苗头，立刻叮嘱政委黄克诚：必须开一次痛快淋漓的民主生活会。会上，众人依旧低头不语。朱德放下茶杯，拍案而起：“不开口？那还叫什么共产党员！”短短一句话宛如惊雷，空气随即炸裂。沉默被打破后，批评与自我批评铺天盖地，田守尧红着脸直冒汗。会散前，朱德语气松动，却掷地有声：“戏点到谁，谁就唱；听党中央指挥，才是真枪真刀！”
有意思的是，正当外界质疑杨得志能否稳住“大火炉”344旅时，这位37岁的红军老团长并未急于亮肌肉，而是先把木桌搬到群众家门口。冀南、鲁西一线的民夫、乡绅、教书先生都被他请来闲谈，第一件事不是排兵布阵，而是修渠筑堤、分粮济困。军心靠成绩凝，人心得口碑聚，一个多月后，冀鲁豫边出现了小小奇迹：地方绅户主动捐了四十多条船帮部队渡黄河，情报站自发伸进敌占区十数里。
仅凭游击还不够。1939年2月，杨得志率主力悄然挺进濮阳，主攻日伪据点柳屯，黑夜突袭，三小时结束战斗，毙敌二百余，缴步枪三百。拿下柳屯，冀鲁豫支队宣告成立，344旅再添新番号。每天战报发往延安，彭德怀看完一页又一页，点烟半晌，吐出一句：“行，看样子镇住了。”
值得一提的是，杨得志对“叛逃后遗症”处理得颇巧。他没有翻旧账，而是挑选在张、兰事件中表现坚定的骨干提拔至连排，明里暗里树旗杆。旧人没被清算，新人得到机会，部队里暗流逐渐归于平静。连老兵都说：“这杨旅长不咋吭声，可管用得很。”
战术层面也发生变化。以往344旅惯用硬冲猛打，如今改为“野狐战”——白天化整为零潜伏，夜里分批次袭扰；敌人若重兵围剿，则断其补给线，逼其自乱。1940年春，日军第110师团数度重兵扫荡鲁西南，结果被344旅拖进拉锯，粮草耗尽，不得不退回菏泽。此役之后，杨得志在八路军总部评报里被点名表扬三次，彭德怀专电一句：“疑虑尽消”。
旅部环境的变化，也反映在最基层。过去清晨点名，常有人迟到、散漫；到1940年底，号声一响，全旅列队时间缩到五分钟。有人问战士小孙：“怎么变规矩了？”小孙挠头笑道：“杨旅长能跟我们一块吃高粱米，看着不好意思磨洋工。”
1941年夏季防御战结束时，344旅人数已突破万五，控制区北起漳河、南到运河，横跨三省。更重要的，是旅内那股“说散就散”的气再没冒头。两位元帅当初担心的隐患，被一位沉得住气的代理旅长悄然化解。铁的事实说明，稳军心有时并不靠雷霆手段，而在于精准拿捏“情与理、严与活”的尺度。
毛泽东后来说到杨得志调任，仅提一句：“选对人，比选强人更难。”此语不刊之论。344旅从“最奇怪”变成“最安稳”，历史给出了清晰注脚：兵锋可以锐，脊梁必须直；将领能打，还要会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条规律在烽火岁月里被反复验证，依旧值得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