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京郊的雨下得很急。小礼堂里刚结束一场简单的汇报演出，舞台下坐着的孙维世忽然被两名陌生人带走。旁观者只记得她转身时还轻声嘱咐一句：“道具别忘了收好。”没人想到，这会是她在人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回到二十多年前，1939年4月，苏联援华医疗专列驶出兰州车站。周恩来卧病在车厢，邓颖超与年仅十七岁的孙维世相伴左右。孙维世兴奋得睡不着，她反复向周、邓夫妇保证：“我一定要把戏剧学好，再回来给咱们的士兵演。”这一趟说走就走的旅程，给了她五年苏联国立戏剧学院的系统训练，也让她亲历了卫国战争的残酷，心底那团火越烧越旺。
1950年冬，举世瞩目的莫斯科会谈期间，二十八岁的孙维世首次担任代表团翻译。大会堂高耸的穹顶下，她的俄语字正腔圆，斯大林的身影映在她的眼镜片里。毛主席会后拍拍她的肩膀，“年轻人，好样的。”自此，她在政治舞台与艺术前线双线并进，看似前路坦荡。
然而感情的事，任何人都难以预料。1951年排演《保尔·柯察金》时，她爱上了主演金山。当时金山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但法律上依旧是张瑞芳的丈夫。风声进入西花厅，周恩来把养女叫去，语气前所未有的冰冷：“感情不是不能谈，破人之家，绝不行。”孙维世低着头，轻轻一句：“我认定了。”话落，彼此沉默。
婚礼还是办了，邓颖超替忙碌的周总理送去一对檀香木蜡烛。客人中有人私语：“这姑娘敢闯。”敢闯的代价不久后便显现。1952年，金山赴朝鲜拍片，又闹出“秘书事件”。彭德怀拍电报回京，“此事如何处置？”周恩来一口令下：押回国，开除党籍。舆论哗然，孙维世却选择站在丈夫一边。有人劝她：“再想一想。”她只回一句：“戏没谢幕呢。”
外界的非议并未阻止她的创作。1952年底，她排演《钦差大臣》，将俄式表演体系嫁接到本土舞台，蓝天野回忆：“那几个月，她几乎住在排练厅，嗓子嘶哑也不下场。”到1964年写《初升的太阳》时，她干脆搬进大庆职工家属区，跟油田工人同吃同住，改剧本、改台词，一晚上能点亮数十盏汽灯。首演当天，黑色工服成了演员的行头，周总理与叶剑英坐在最前排，灯光暗下，观众席悄无声息。
正因为太亮眼，风暴来临时，她成了第一批被点名的“问题人物”。1968年7月，她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收监。关押地点一再更换，外人难以探知。周恩来连夜让秘书四处打听，得到的回复却是：“人已经不在。”那天夜里，他在办公室椅子上沉默坐足四十分钟，电话铃声响起也未伸手。
七天——从被捕到离世，仅一周。刑侦程序被草率跳过，尸体草草火化。多年后说起那一刻，监管人员只模糊记得“没有做解剖”。孙新世闻讯，奔走数处却无从追认姐姐遗骨。连对方“身份证明”都被告知找不到。她拦住工作人员，质问：“家属为何不通知？”对方耸耸肩：“不知道还有亲属。”气愤与悲恸在那一刻喷涌而出。
金山此时已在牛棚，七年零四个月，度日如年。1975年11月接到释放通知，他第一反应是去找妻子，一路跌跌撞撞赶到旧居，才知对方早已香消玉殒。他对孙新世颤声说：“我欠她的，这辈子还不了了。”此后，两人在北京西城一处老楼相依为伴，谈起往事，只能长叹。
1979年秋，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前夕，孙新世递交厚厚一摞材料，逐条复原姐姐的履历与作品。“她的冤屈要有人说清。”文件辗转到相关部门，卷宗翻阅间，终被认可。一纸批复下达：孙维世同志问题完全平反，恢复名誉。那一年，如果她尚在人世，也不过五十岁出头。
有意思的是，《初升的太阳》手稿在油田工人家里被珍藏了十余年，封面已被煤油烟熏得发黑。平反消息传来，老工人掉泪：“孙指导没食言，她真把我们写进了历史。”话剧最终重排，谢幕时灯光亮起，舞台中央摆着一张旧木椅——正是当年她最爱坐的道具。场内无声，却分明听见很多人轻轻吸着鼻子。
历史并不会遗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她短暂的三十七年，留下十余部经典舞台文本，也留下一段让人唏嘘的情感传奇。周总理的那四十分钟沉默，无须语言；而孙新世空握的双手，则道出另一种漫长的苦涩。岁月已逝，剧场的灯还亮着，孙维世的名字仍在帷幕之后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