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一段访谈，屋里安静，他年事已高，听到“同毛主席的交往”，眼睛一下亮了，停一会儿，开口很稳，“我这一生，三次被毛主席重用”，话说到这停住，“我就是崇拜他”，朴素的句子，后面是一条长长的共同经历。
往前翻到1935年的陕北，他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辗转到了苏区，毛主席点名见面，伸手握住，笑着叫他名字，“在监狱里坚持斗争这么多年，不容易”，一句话，把受过的苦压下去，把接下来的事托起来。
第一次重用落在1937年，抗战全面打响，党中央要在敌后搭起根据地的骨架，毛主席把“晋察冀分局书记”交给他，去和聂荣臻一起开局，临行前单独叮嘱，“晋察冀是敌后战略要地，打击日寇，团结群众，守住根据地”，路线明确，人心要稳，队伍要能打。
到任后不绕弯，先下到村镇里，发动群众，建抗日政权，地方武装拉起来，面对敌人的“扫荡”，他和聂荣臻合拍，“游击战+地道战”铺开，交通壕连成网，打完转移，再打再转，县份数在地图上往外扩，人口规模跟着上来，很快就成了敌后格局里的关键支点。
1941年延安的汇报会，他把一段段工作过的场景讲清楚，毛主席在会上点名肯定，“彭真同志在晋察冀的工作做得很好，他懂得如何把党的政策落到实处，懂得如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这句评价被很多人记在本子上，他自己也记在心里。
第三次重用的背景换成改革开放初期，动乱之后的政法系统需要重建，中央工作会议拿出安排，生前嘱托与当下需要对上，他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法制委员会主任，年纪已高，拿到任命就进办公室，把架子搭起来，把队伍拢起来。
他对毛主席的敬重，不只在“被重用”，更在思想的引路，监狱里通过秘密渠道读毛主席著作，把页边写满小字，从中找到面对困难的抓手，走出牢门，回到队伍里，用这些方法把问题拆开，把路走顺。
延安整风那年，他在讨论里做自我批评，把心里的结剥开，写下体会，“实事求是， 为人民服务”，这八个字像工具箱一样装在身上，遇到局面复杂的地方，先去看事实，先去听群众，办法就从里头冒出来。
战火里也有险情，1943年的晋察冀，日寇合围，山沟里进退两难，这边的电报发出，那边的电台接收，毛主席亲自发电，附近部队拉出来接应，叮嘱很明确，“务必注意安全，保存革命力量”，援兵到了，突围成功，他心里有数，这份托付，是信任，是安排。
建国后的日常里，他把群众路线执行到底，脚步到郊区，院落里看炊烟，地里看庄稼，发现问题就拉上部门现场对，政策立刻跟上去，不拖延，不口号，“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句话不挂墙，只落到事上。
晚年仍然在书桌前，毛主席选集摆成一排，不同时期的版本并排放，批注密密的，遇到新问题再翻旧书，遇到老问题翻到新理解，朋友问他忙到这个年纪还这样，他只笑一笑，“书里有办法，书里有尺度”。
1990年追忆那些年，他把一句话缓缓说出，“我一生，最幸运的是遇到毛主席，他是领袖，也是老师”，他讲“三次重用”那是信任的分量，也讲思想指路那是行动的方法，他说对毛主席的敬重，不是盲从，是出自理解与认可。
有人把他与毛主席的关系归结为知遇之情，他不否认，也补上另一半，认同思想，认同方法，认同那套做事的秩序，知人善任是组织的智慧，把对的人放到对的位置，效果就出来。
今天回望，不是停在感叹上，而是把能用的经验拿在手里，关键节点要用对人，关键制度要建到位，法治、政策、组织、执行四点扣紧，历史里的路径，现实里复用，事情就能稳。
他反复讲的一句话，从青年讲到晚年，“毛主席的思想，将长期指引中国人民前进”，这不是口头上的标语，在他身上，是做事的手册，是遇到困难时的把手，是走长路时的里程标。
彭真与毛主席那条并行的轨迹，穿过战争，进入建设，再到重启法治，角色在变，原则不变，保存力量、团结群众、制度成型、法律护航，一环接一环，历史就有了清晰的纹理。
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一段交往，不只是几次任命，还是一套可验证的治理方法，遇到战事有战事的布置，遇到接管有接管的章法，遇到重建有重建的路线，把这些方法记住，路就更明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