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7日凌晨，北京的秋雨淅沥，西山军用电话里传来一声低沉的“行动顺利”，电话另一端的伍修权看着话筒，沉默片刻才挂断。几个小时前，“四人帮”被一网打尽，参与筹划的他心里明白，真正的较量还在后面。
回到总参的办公室，墙上挂着那张1934年长征合影，照片里的伍修权才二十出头，如今已是花甲之年。二十多年的外交、统战经历，把他同野战部队隔开了一段时间，可他与叶剑英的默契没有变。1975年叶帅一句“军队需要你懂业务的人”把他重新拉回军中，成了副总参谋长，也埋下了他未来坐镇特别法庭的伏笔。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胡耀邦拿着名单逐个掂量，能在法庭上稳住场面的将军屈指可数，最后停在了伍修权的名字上。年初才从朝鲜归国访问的伍修权接到通知，先是皱了皱眉，随即答：“听组织安排。”
4月的北京乍暖还寒。担任“大法官”后，他跑档案馆、跑中央党校，抱着厚厚的卷宗熬到深夜是常事。有人劝他：“当年你是外交家，又不是政法专家，何必这么拼？”伍修权摆摆手：“我得像小学生一样补课，不能让坏人钻空子。”
为了掌握在押人员的真实状态，他数次踏进秦城监狱与北京军区看守所。1980年春末的一天，他透过单向玻璃第一次看到江青。牢房里静得只能听见手表秒针的声音，江青坐在硬板床边，反复抹平裤腿的褶皱，神情有些恍惚。伍修权转头对随行干警低声道：“人倒是瘦了，可还是穷讲究。”
随后，他又观察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目光暗淡，昔日的骄横不见踪影；张春桥像木偶般僵直；姚文元则显得神情饱满，脸色甚至比几年前红润。伍修权暗自记录：“不同的心理落差，会在庭审中表现出来。”
正式开庭前，特别法庭安排了一场“实战演练”。饰演被告的同志熟悉案情，故意刁难，伍修权则端坐审判席，遇到假“江青”狡辩便抬手示意书记员查阅卷宗，再用条理清晰的法条逐一击破。演练持续三小时，一名参与者私下感叹：“真犯人怕是撑不过十分钟。”
1980年11月20日下午三点，法槌落下，庭审开始。王洪文率先被押上法庭，他低头不语；姚文元紧随其后，昂着头四下张望；张春桥步伐缓慢，眼神空洞；最后是江青。她走进来时抖了抖肩膀，理了理领口，仿佛仍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伍修权无声地注视，心里却早有定论。
宣读起诉书时，江青戴上耳机，没有插嘴，这与预审阶段的狡赖大相径庭。听到“阴谋篡党夺权”几字，她的指尖顿时收紧，但仍强作镇静。审判长问她是否有异议，江青只说了句：“我是主席的夫人。”台下旁听席传来轻微的叹息声，法庭气氛却更显凝重。
几经调查取证、合议评议，1981年1月25日判决公布。伍修权按程序宣读：“被告人江青，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话音未落，江青便高声喊叫，不外乎“我无罪”之类。因没有安装话筒，她的喊声在空旷的公堂里被迅速压低。押解的女警扣好手铐，带她离席。伍修权合上卷宗，对书记员点头示意，全程没有回头。
案件尘埃落定后，社会舆论沸腾，信件雪片般飞到总参。有人要求枪决，有人询问量刑标准。伍修权只在工作笔记上写了一句：“依法而行，乃最大公正。”
1983年起，他陆续辞去军内职务，仅保留一些民间组织头衔。有人问他为何不再过问政事，他答：“打过仗、做过外交、当过法官，该交棒了。”退休后，他多次以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身份赴莫斯科，会见当年长征路上结识的老战友，谈起红军翻雪山过草地，语气依旧平静。
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八岁。十一天后，八宝山礼堂挤满了来自军内外的送别者，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罕见地延长播报时间，以记录来宾簇拥的场景。那一日，他的灵柩上覆盖着八一军旗，叶赫那、遵义、莫斯科、北京的往事，静静停歇在红色绸面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