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阎锡山离开太原的第三天夜里，船舱里摆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他对随行人员低声感慨：“这一走，怕是真回不去了。”同船的四子阎志敏沉默片刻，只回了一个字：“嗯。”短短一声，旧山西的尘封家事便在夜色里翻开了扉页。
时间拨回到1914年春。31岁的阎锡山刚在山西站稳脚跟，已经当了三年都督，却陷入一个传统家族都忌讳的尴尬——无子。结发妻许竹青温婉恭谨，却天生不能生育。山西士绅盯着这位“土皇帝”的香火，传言越滚越大，他不得不顺应舆情，另娶年轻姑娘许氏。外界只看到阎都督纳妾，却很少有人注意到那份写在新婚夜的“家规备忘录”。
洞房花烛并未如常进行。阎锡山牵着14岁的许氏，直奔大老婆娘家。三叩九拜后，小妾改名徐兰森，认许竹青为“义姐”。往后，她只能管丈夫叫“老爷”，管正室叫“娘”，子女长成亦须同样称谓。阎锡山斟酌再三，亲手在纸上写下两条：第一，徐兰森只负责生育；第二，所生子女不许喊她“妈”。在灯下，他问：“可行？”小妾轻声答：“都听老爷。”
这样的安排并非心血来潮。山西旧俗讲究“嫡庶有别”，阎锡山既要保住许竹青的正室尊严，又要延续家族血脉，还得在军阀圈里维持“廉洁自守”的形象。不得不说，这套家规既苛刻又精细，连称呼都替孩子设计好了。
接下来十五年，徐兰森一口气生下六个孩子：志恭、志宽、志信、志敏、志惠、志安（女）。大同老乡们背后议论：“阎家这炉子总算烧旺了。”可惜，前仨儿子命运多舛，两人早夭，一人病逝日本，阎锡山忙于政局，也只能把长子灵位摆在督军府侧厅，偶尔焚香，一脸木然。
1926年，北伐声势正劲。阎锡山转身投向国民政府，自封北路总司令。同年，四子志敏在太原降生。阎锡山欣喜，却仍遵家规：孩子只能叫许竹青“妈”。七岁的志敏有次偷跑去西花厅，抱着生母哭喊“姨娘”，结果挨了家法，板子落在小腿上青紫一片，许竹青心软，替他求情。阎锡山却板着脸丢下一句：“规矩不能坏！”
有意思的是，正室与小妾表面亲如姐妹，私下却暗流不断。三十年代初，许竹青赴大连小住。归来时，无意中听到志敏、志惠背地叫徐兰森“妈”。她心中一堵，当晚砸盆摔壶，哭诉阎锡山偏心。阎锡山不耐：“别闹了，大局要紧。”这句“别闹”，成了夫妻关系的分水岭。翌日，许竹青搬去通顺巷，夫妻名存实亡。
家中的裂痕持续扩大。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时，阎锡山忙于正太、娘子关防线，顾不上内宅。炮火之下，小妾携幼女撤到汾阳老家，正室则坚守太原祠堂。外人只看到山西战场的烽烟，却不知阎家两位女主人各守一隅，两年不语。
抗战结束，局势更迭。1947年夏，阎锡山出任“行宪政府行政院长”，把五子志惠调去东京任驻日使馆武官。就在这一年，他擅自替志惠作主，让亡兄媳赵秀金“转嫁”给弟弟。此事在亲友圈炸锅：堂兄阎济民直言，“乱了辈分”。阎锡山轻描淡写：“家事我说了算。”从伦理角度看，这桩婚配荒诞，但在他眼里，维系家族内部的血脉与利益，远比外界的微词重要。
1949年4月，解放军太原战役打响，阎家老宅被炮火震裂。11岁的志安被紧急送往香港。半年后，阎锡山携四子赴台，再把其他子女分批送往美国、巴西。山西旧院从此空寂，正室许竹青独居通顺巷，直到1964年病逝。阎锡山遵旧誓，将她灵柩与自己安放一处，碑文仍题“元配节妇”，徐兰森的名字不见踪影。
翻检阎家档案，能感觉到一种矛盾：阎锡山自诩开明，却又死守封建纲常；他自称廉洁，却对家族伦理秩序“精算”到毫厘。家规听来残酷，却契合他对“权与礼”双重控制的性格。山西父老口中的“阎老西”，在政治与家事之间，始终保持军法般的冷硬。
1960年，阎锡山病危台北，徐兰森曾托人带话：“老爷，兰森在。”阎锡山只回一句：“守本分。”此后再无见面。1970年，阎锡山身后事由志敏、志惠两兄弟料理，灵柩运往美国密苏里州一处陵园。徐兰森晚年居巴西圣保罗，时常抱着泛黄全家福发呆，邻居问起，她只说自己是山西人，不提阎家半字。
从1914年的纸面家规，到1964年正室下葬，再到1970年遗骨远渡重洋，阎家四十余年的兴衰轨迹，折射出中国传统家族在巨变年代的尴尬与挣扎。阎锡山一手维系的“嫡庶秩序”，终究还是没能将家人拢在同一屋檐，规矩完好，人心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