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5日清晨，延安东院门的旧木钟敲响六下，毛泽东叫来刚从前线赶回的李先念。彼时，西北决战已见胜负，第三兵团司令的名单还空着。按资历与战功，这顶黄呢呢军帽非李先念莫属，可毛泽东却让他坐下，递上一把湖北地图：“湖北很快解放，那里缺一位能管经济的人。”李先念抖动一下肩膀，弯腰接图，却没立刻点头。十余年摸枪握炮，突然要拿算盘，他心里有数：自己是门外汉。但一句“服从组织”终究脱口而出，态度仍旧平稳，正如十年前那场“连升五级”的风波。
把时间拨回1938年1月。李先念刚在延安马列学院结束短训，计划报考抗大深造。谁知谭政边走边说：“调你去一二九师当营长。”在红四方面军中，李先念年仅24岁就当过军政治委员，忽降数级，自然落差极大。可他只是掸掸军装：“去杀鬼子，岗位高低都行。”一句轻描淡写，让谭政转身就走，心里却犯嘀咕：若换别人，恐怕早红着脸争辩了。
第二天夜里，保卫处传话：毛主席要见李先念。窑洞灯影摇晃，毛泽东点着旱烟直截了当：“听说让你当营长，这么安排不公平。”他没等李先念答话，又问，“高敬亭熟不熟？”李先念点头。毛泽东沉吟片刻，手指轻敲书案：“去高敬亭支队任参谋长，可好？”短短一句，军衔跨度五级。李先念依旧镇定：“在哪儿打日军都一样，主席决定就好。”一句话包含了对组织绝对的信任，也道出他对个人进退的淡然。
支队参谋长到任后，李先念凭冷静与胆识稳住鄂豫皖抗日局面。朱理治拍电报到延安，建议将他长期留在边区。毛泽东读罢电文，抬手一拍大腿：“知人善任！”可见，公平不仅体现在调令，更体现在用人之道。
抗战结束，新中国呼之欲出。1949年春，李先念决定放弃兵团司令，南下赴武汉主持接管。那时，他胃病、神经衰弱困扰已久，每逢夜深剧痛难忍仍咬牙批阅文件。武汉解放后，货币更迭、粮棉收购、工矿复工诸事缠身。李先念先背政策，再请行家，找老会计抠数字，常常凌晨摸黑回宿舍。半年后，武汉米价居然稳在华中最低，周恩来发来嘉奖电：“经验可供各地参考。”
1954年初，中央筹建新的国家机关，需要既懂财政又年轻的干部。陈云看完各地推荐材料，圈出李先念名字，附上四条理由：年龄占优、数字敏锐、勤学肯钻、政绩突出。李先念刚在湖北站稳脚，忽闻调令，有些犹豫。老同事悄声劝：“财政部长是热锅，谁去谁烫。”他笑笑：“组织挑的担子，再热也得扛。”抵京那晚，他寄住北京饭店七号楼，把湖北账册带上火车，一路翻到天亮。
新岗位上，他把《资本论》第一卷放在办公桌左侧，两年读烂三本；财政口径、收支分类、票据编号全都手写卡片，见缝插针记忆。遇到棘手难题，就给陈云写条纸条：“此处不明，愿听指示。”薄一波回忆：“外行进门，三月即内行。”二十二年里，他主抓财政体制调整、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支付等重大方案，为共和国经济地基添砖加瓦。
1976年9月11日晚，北京医院的长廊静得出奇。华国锋以看病为由来到李先念家，开门见面便压低嗓音：“请替我问问叶帅，何时合适。”李先念点头，不发一语。两天后，他按约进西山，带回一句：“时机成熟，可行。”不多言，只做事，这一贯作风，在关键时刻显得尤为重要。后来局势迅速清朗，圈内都说：“先念的稳，顶得住风浪。”
回头看，从24岁少帅到83岁离世，李先念几番升降不改初心。营长也好，部长也罢，他认准一点：岗位是战场，公平要靠集体来维护，个人则以担当回应。毛泽东当年一句“这不公平”，成就了一段佳话，而李先念的宠辱不惊，更让后来者明白：胸怀若海，去留皆顺，兴国之志方能恒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