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夏天，檀香山的海风带着咸湿味道吹进疗养院。轮椅上的张学良突然合上手里的英文小说，低声叹道：“潘文郁，若还有来生，我愿亲自替你挡那一枪。”陪护的老战友愣了几秒，只听见窗外棕榈叶簌簌作响。少帅这一句自责，开启了一段尘封半个世纪的往事。
顺着他的回忆，时间回到1906年4月4日。襄阳东津湾的春雨刚停，潘家院落里新生婴儿的啼哭声打破宁静。祖父潘敬堂悬壶济世，父亲潘继贤教书为业、文字功底深厚。书卷、草药与江岸风声，共同塑出小潘敏锐好学的性子。五岁识字，七岁能背《资治通鉴》，乡里传为佳话。
1925年“五卅”枪声震醒江汉平原，19岁的潘文郁已是湖北学联骨干。有人问他为何屡次领头上街，他回一句：“国不国，家哪来？”口气稚嫩却决绝。同年冬，他相继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给年轻人提供了双重身份的通道。1926年汉口北伐军誓师，他作为学生代表向国民党递交入党志愿，理由简单——“革命需要更大舞台”。在当时，这样的跨党籍并不稀奇，风云人物如苏联顾问鲍罗廷也认可这种做法。
27岁那年，他踏上去莫斯科的列车。硬座车厢摇晃三昼夜，抵海参崴再转圣彼得堡。短短半年，他便能阅读俄文政治经济学原著；课堂讨论时，教授索性让他当场口译。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召开，他受命为周恩来、邓颖超等人担任翻译。周恩来侧头对邓颖超轻声说：“这小伙子脑子快，有前途。”那句评价为后事埋下伏笔。
会议结束，党中央电示：潘文郁回国工作。归途不平凡，沿途白俄、伪满特务布点严密，他一路凭借流利外语装成留学回国的商科学生，顺利抵沪。随后进入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翻译及出版事宜，《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册的中译稿正出自他手。
然而局势骤变。1933年春，上海潜伏网被特务廖化平出卖，潘文郁在公共租界被捕。敌人既想榨出情报，又想制造“觉悟青年投诚”的宣传样板。多番酷刑无果后，他们逼他在报纸上声明“与共产党脱离”。表面妥协，暗地里他收到特科指示：保全身份，伺机再用。
同年冬，东北易帜后的张学良要招一名机要秘书，既通英语又懂马克思主义。冥冥之中，两条线交汇——特科安排潘文郁进入少帅幕府。刚见面，张学良把手里的英文《资本论》摊开：“译者的文字比原版还顺畅，说来惭愧，我才读懂三成。”潘文郁笑了笑：“理论不难，难在实践。”一句话让少帅眼前一亮。
随侍数月，两人常在奉天官邸灯下探讨国际局势。潘文郁借机陈述联共抗日的必要，每次都列举日军侵占东北的最新资料，引经据典，丝丝入扣。张学良虽身为国民党将领，但血脉里的家国情怀被彻底点燃，这直接影响了他后来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准备。
1934年夏夜，南京来电：加紧侦破共产党在东北的情报网。特科同时指示潘文郁收集东北边防与关东军动向。双重压力下，他像走钢丝。遗憾的是，几封加密电报落入军统之手，发报地点被锁定在少帅公馆附近。蒋介石借机质问张学良：“你的秘书替谁卖命？”张学良极力周旋，甚至提出把潘文郁调往西北，但蒋态度强硬：“大义灭亲！”
11月初，奉天警备司令部草草召开军事法庭，罪名是“通共”。审讯间歇，张学良单独见他。房里只有两人，少帅红着眼眶低声说：“我尽力了，却保不住你。”潘文郁答：“成败利钝，唯愿早日停止内战。”寥寥十五字，成为诀别。次日清晨，郊外树林传来三声枪响，他倒下时年仅29岁。
行刑后三小时，张学良命人用柏木棺收殓，亲笔写下一封家书寄往武汉：“潘君不负国家，奈何时局。”信却被审查机关截留，他深知再争辩只会让更多人陪葬，转而发誓此事终身铭记。
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打出加急电报，要求地方政府寻找潘文郁遗属，并按照烈士标准抚恤。组织终于在汉口江滩一处租界小楼找到他的妻子与一双年幼的儿女。因身份保密，母亲只告诉孩子们：“你们的父亲是个说真话的人。”直到建国后公布档案，他们才知父亲的全部故事。
漫长岁月过去，少帅的悔意从未散去。美国记者曾问他，如有机会与过去重逢最想说什么？张学良垂眼答道：“我欠他一句‘谢谢’，也欠他一条命’。”声音微弱，却胜过千言。
潘文郁的墓碑现立于襄阳市东津湾革命烈士陵园，碑文无华：“湖北襄阳人，革命者，生于1906年，殁于1934年。”来访者如果留心，会发现角落里刻着一句俄文，译成中文正是——“星火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