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下旬，鸭绿江面已是厚冰。沿江公路上，一列卡车拖着破帆布，车灯昏黄，风声灌进驾驶室。高岗就坐在最前面的吉普里，这趟路他走得不轻松：白天飞机低空扫射，夜里山路弯弯曲曲，稍一打瞌睡就可能冲进冰河。沈阳到大榆洞不到三百公里，他硬是颠了两天两夜。
车队在零点前抵达志愿军总部。山谷漆黑，唯有木板房里透出一点烛光。负责警卫的战士认出高岗，立刻通报。彭德怀闻讯快步迎出，身上披着棉衣，鞋底还沾着雪渣。两人握手时，屋顶落雪簌簌而下，谁也没顾得抖肩。
寒暄不过三五句，彭德怀把客人让进作战室。火炉里烧的烟柴噼啪直响，墙角一张大地图层层折痕，红蓝小旗插得密密匝匝。高岗放下挎包，眼睛却落在桌上一沓电报上——全是当天运输损失统计：桥梁被炸、车辆被毁、粮弹短缺。数字扎眼。
志愿军第一次战役刚结束，部队士气正高，但问题同样醒目：气温骤降、补给线绷紧、空中优势全失。高岗这趟出访，除慰问，最重要是把中央对“迅速整顿后方、确保二次战役”的指示带到前线。彭德怀打开他那口常年不离身的小皮夹，先递来陆海空各条补给方案，再问沈阳工厂复工进度。话题切得干脆，没有一句客套。
有意思的是，高岗此行还带来几箱食材。里面最珍贵的是三麻袋炒面。外人难以想象，这种在延安时期就被嫌“噎得慌”的干粮，正是前沿阵地的救命稻草——不生火、不占地、不惧低温。高岗把炒面往地上一放，笑声憨厚：“老彭，把它当熊掌吧，后面还有二十吨在路上。”彭德怀点头，却只说一句：“先给一线，火线优先。”
深夜一点，两人拆开地图，推敲下一步部署。彭德怀的思路仍是“诱敌深入”，但前提是粮弹能跟得上。他指着地图北侧三条山间小路：“这三条线必须在十二月下旬前抢通，否则第二次战役只能停在清川江”。高岗掏出小本子记下，末尾划线标注——路基加固、桥梁伪装、夜行昼伏。
正讨论间，门外响起脚步。一个高瘦的青年提着四只热水壶，推门而入，额头上冒着细汗。彭德怀抬手让他进来。高岗只觉面熟，却一时间想不起名姓。青年把热水放好，低声汇报翻译室整理的缴获文件，再匆匆退下。
等脚步声远去，高岗才询问：“方才那位小伙子是谁？”彭德怀掩不住笑意，说出一句轻松话：“毛主席的大儿子，临时勤务员兼翻译。”高岗愣住，半晌才吐一句：“他怎么不来看我？”彭德怀摇头：“忙得脚打后脑勺，哪有闲功夫与首长寒暄。”对话极短，却将战时节奏写得透彻。
高岗这才回忆起一个月前在沈阳饭桌上见过毛岸英。彼时岸英身着呢子大衣、神采奕奕；如今瘦了、黑了，还套着洗得发白的棉衣。高岗不由感叹：“战争真是磨人。”彭德怀淡声接道：“可也练人。”
翌日清晨，志愿军司令部召开后勤专题会。高岗、洪学智、莫文骅并肩坐在炕沿上，屋里飘着玉米面粥味。会议定下三件事：一，鸭绿江封冻后架设临时冰桥，短时突击运输；二，增设假桥、木制车壕迷惑敌机；三，东线新增四座野战医院，确保负伤能后送。一纸决定，全靠东北根底和本地百姓支援才能落地。
会后，彭德怀护送高岗到院门。雪面反光刺眼，山风卷着呛人的煤烟味。高岗临别前塞给彭德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沈阳兵工厂最新产出的迫击炮弹存量。彭德怀揣进军衣内袋，拍了拍：“有了它们，才好教麦克阿瑟老狗闭嘴。”
高岗乘吉普折返临江。途中遭遇美机扫射，他和司机索性钻进路旁防空洞，等敌机飞远才继续上路。车子一出山口，他回头望向深谷，那里只有一道浅浅炊烟。短暂的静默之后，吉普加速，车尾卷起漫天雪粉。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枪声，将在数日后沿清川江同时炸响。
数月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担任司令，高岗负责统筹东北地区支援。许多人以为这不过行政调整，实则是对那次深夜谈话的延续：前方能打多远，后方就得跟多远。
1951年秋，朝鲜平壤举办授勋仪式，志愿军多名将领获颁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在受奖后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勋章，得分一半给两个麻子。”台下洪学智、高岗相视一笑，掌心早已勒出深深的老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