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庆祝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声尚余余音，北京东交民巷的几处使馆却在深夜紧急加密电报，内容只有一句话：“催收清政府赔款，刻不容缓。”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与使馆里晦暗的灯火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务由外交部三局接手。英、美、法等国先后递来照会，提出依据《辛丑条约》等项旧约，中国仍负有巨额赔付义务。文件中一连串银两、黄金、本票，分毫不减，时间表也列得清清楚楚。对方态度强硬：若不付款，将继续维持在华全部特权，并保留“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就在此时，几位从北平图书馆调来的青年职员，正在翻检厚重的旧账簿。他们发现，仅《辛丑条约》一项，原定本息折算成金美元已高达六亿美元；再加上洋行贷款、铁路借款、海关抵押债券，合计竟超过清库存银十倍。更荒唐的是，有些债券的到期日落在大清已不存在的年代，却还在不断计息。
对这些资料，毛泽东只看了一眼，便挥手示意人事先搁下。翌日的中南海会议上，他神情平静，却掷地有声：“这样的债，叫不叫‘坏账’？”会场一片静默。毛泽东接着说：“人民共和国不是清政府，也不是北洋政府，更不是蒋介石。要债的，劝他们回去翻翻国际法，再问问民心。”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轻推眼镜，补上一句：“让他们明白，新中国只对人民负责。”
这种立场绝非临场发挥。早在1949年6月，《共同纲领》起草期间，“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写入条文，成为国家意志。随后成立的条约审查委员会，用了整整五个月把自鸦片战争以来各类条约、借款、租界协定分类归档。结论很清楚：对侵略性条约一律宣布无效，涉及主权的条款全部作废，合乎平等互惠精神者方可重新谈判。
有意思的是，西方列强并非没料到这种局面。早在1948年底，他们便在南京同蒋介石当局匆匆续签部分赔款协议，试图把旧债变成“新债”。谁知只隔了一年，江山易主，纸面承诺顷刻作废，“漂亮算盘”落了空。美国国会为此召开听证会，有议员拍桌抗议：“中国必须负起连带责任！”然而距太平洋万里之遥的人民政协会议厅里，没有人再准备为侵略者的火炮买单。
不久，驻华各国武官获通知：东交民巷的兵营限期交还，租界治外法权同步终止。英、美代表试图拖延，借口“财产安全难以保证”。周恩来只回复一句：“留下武器，我们负责保管；要走人，一个小时足够。”时限一到，解放军宪兵整队入内，轻轻巧巧接管了那片“国中之国”。
与此同时，真正需要偿还的债务，新政府却分毫不敢怠慢。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火燃起，苏制大炮、米格战机一船接一船运到辽东口岸。根据协议，这些装备按五折计价，分期付款。1958年，中苏关系已显裂痕，莫斯科突然要求提前清账。外汇紧张到连铁路油料都要配给的中国，却在1963年年底前付清所有欠款，还提前三个月结清最后一笔利息，令苏方代表当场愣住。
为什么对苏联讲信誉，对西方说“不”？关窍在“公理”二字。清政府当年举债，是在列强炮舰威逼下的丧权条约，性质与平等互惠的国与国借贷截然不同。国际法界将这类债务称为“可恶债务”（Odious Debt），通常不应由后继政府承担。墨西哥在十九世纪就曾拒付类似债款，新中国只是再一次把原则写得更硬朗。
试想一下，如果1949年真的答应偿还，那时全国财政收入不足23亿元人民币，而清末赔款折算后至少合百亿元以上，全国吃穿用度统统不够，还谈什么恢复生产、抗美援朝、修筑成渝铁路？因此拒付，不是简单的逞意气，而是关乎国家生死的理性选择。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有西方记者追问周恩来：“贵国是否考虑在适当时候同意清债？”周恩来微微一笑：“世界上从未有哪个民族，被勒索之后还要感谢勒索者。历史翻过这一页，我们另写新篇。”翻译一出口，全场一阵窃笑，记者无言以对。
1979年，几位华尔街掮客再度挥舞清政府年代发行的“华胜铁路债券”，试图敲开中国重新对外借款的大门。外交部这回连回电都懒得发，只在新闻发布会上象征性回应：“该类债券因发行过程违法，早已失效，无可置疑。”话锋干脆，资本旋即偃旗息鼓。
从鸦片战争到辛丑赔款，中国在半殖民地泥淖里挣扎了一个世纪。到了1949年，一纸不屈的声明，将“割地赔款”、“治外法权”一并扫入故纸堆。短短几年里，租界回收了，外资银行失去关税扣押权，海关、盐务、邮政收回主权，长江江面再无洋枪炮舰横行。这不是一句豪言壮语的胜利，而是一系列硬碰硬交锋的结果。
当然，历史不容粉饰。新中国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抗美援朝的炮火、三年困难时期的饥荒、国际市场的封锁，都在考验着新政权的韧性。然而，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并不以贫富为转移，它们需要的是坚定的态度。毛泽东在1950年初说过一句略带幽默的话：“挨饿，总比挨打强。”这大概就是当时的集体心声。
往事尘埃落定，旧债单如今只剩博物馆里的残纸。条约审查委员会的档案录入工程仍在进行，年轻的研究者常被一串串离奇数字震惊：四万两白银赔一条命，一公里铁路抵押一个县的税收……这些数据提醒世人，任何主权让渡都不会是“零成本”。毛泽东一句“不还”，所砍断的，是延续百年的枷锁。
如果要给那场拒债作个总结，也许可以借用外交档案里的一行批注：“新中国之所以为‘新’，正在于它第一次以对等姿态进入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