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9日午后，延安城外的山路仍有积雪，胡宗南的吉普车一路颠簸冲进城。没多久，他站在毛泽东曾用过的书桌前，从抽屉里抽出一张纸条——“进进不得，退退不得，奈何，奈何。”胡宗南的脸色瞬间阴沉，随行参谋却摸不透原因。纸条不足二十字，却像一把尖刀提醒胡宗南：有人一直看穿了他的行动，这股暗流，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就从未远离他。
追溯这股暗流的源头，要回到1937年12月。那年冬天，长沙的雾格外重。胡宗南在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点名，那个坐而不立、举手示意的清华生熊向晖，用“参加革命”四个字把胡宗南挑剔的眉头抚平。正是这句带着书卷气的回答，让胡宗南决心留下这位少年。没人猜到，“少年”早就接受了周恩来交办的潜伏任务。
1938年至1941年的西安城，暗号、密电和校场阅兵交替出现。胡宗南自诩用人不疑，熊向晖则稳稳地坐进机要秘书的位置，拿起笔给长官拟发言稿，也接过蒋介石发来的绝密电报。胡宗南偶尔布置“考卷”——故意的匿名举报，或深夜临检——熊向晖都能轻松过关。西安政学社、青木川前线、绥德公路，这些地方留下熊向晖一叠叠手抄的密码纸，最终都化作代号“灯塔”的加急电波飞向延安。
时间来到1943年6月。蒋介石以“皋葱计划”密电胡宗南，要求一个月内完成对延安的进攻部署。熊向晖当晚便整理情报，用最快的频率发往总部。7月4日，朱德发来“团结抗日”的公开电，措辞看似和缓，却等于当众点破胡宗南的机密。胡宗南怒问“谁泄密”，熊向晖不动声色反提“暗查泄密者”，顺手把怀疑方向引向副官和参谋。七天后，进攻被叫停，蒋介石发来训令，要胡宗南“自查内鬼”。这一次，“灯塔”再度闪光，中央顺势挫败了西北大规模内战的苗头。
1947年春，国共力量重新对峙。蒋介石调集美械装备，决意“先取延安，再剿陕北”。胡宗南得到作战计划后，照例让熊向晖签收。熊向晖的笔在文件上划过，心里只剩一个念头：所有电台必须沉默三天。延安撤空后，熊向晖陪胡宗南踏入木板缝隙透风的窑洞，看到那张字条。后半夜，西安地下党已经收到情报：党中央安全转移，主力即将从榆林地区展开反击。
随后的两年，熊向晖以留美深造为名暂离前线。他的学费突然被停，原因是军统掌握了“熊向晖或涉共”的证据。奇怪的是，胡宗南并未深追，只装作不知。周恩来后来解释，“胡宗南怕蒋介石查到底，也怕丢了自己仅剩的信任。”对胡宗南来说，保住面子比查出真相更要紧。
1949年11月6日傍晚，北京的风已透寒意。中南海勤政殿灯火明亮，周恩来设宴欢迎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旧友。席间，一个熟悉又意外的身影引起哄动——熊向晖。张治中半开玩笑：“熊老弟也起义了？”话音刚落，周恩来轻轻放下酒杯：“他不是起义，是归队。”短短一句，令满桌人先愣后笑，再而沉思。刘斐低声感叹：“原来如此，怪不得西北几仗胡宗南总慢半拍。”对话只持续几秒，却像揭幕钟声宣告潜伏十年的故事落下帷幕。
宴散后，张治中依照周恩来的提示，将熊向晖真实身份写入亲笔信送往台湾。蒋介石读罢拍案大怒，指责胡宗南“养虎自贻”。与此同时，胡宗南与宋希濂正在汉中谋划南撤滇缅的路线，却四次被蒋介石驳回。失去调兵自由，两大集团军被迫留在川西，最终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挺进中土崩瓦解。蒋介石原本想借胡、宋固守西南，结果却成了替解放军“看门”的人。
1950年初，熊向晖出现在外交部的档案室，开始研究即将到来的日内瓦会议材料。有人问他是否怀念过去的刀尖跳舞，他只用一句带山东口音的话作结：“任务不同，心不改。”之后二十多年，他参与谈判、起草备忘录，甚至在中美接触前夜为周恩来准备情报。潜伏的岁月成了他理解对手的最好课堂。
熊向晖的隐蔽战线生涯以1949年那场酒宴画上句号，却在新舞台继续发挥光和热。巧合的是，那张写着“奈何，奈何”的纸条，后来被存进了解放军档案馆，编号“XH－19470319”。纸虽薄，却见证一次漫长博弈的胜负手，也让“向大家公开个秘密”这句话成了历史上一抹难得的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