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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伟这人，出生在1971年的辽宁抚顺，那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已经有八个孩子了，他作为老九落地，母亲都45岁了，生完孩子身体虚弱得不行，奶水压根不够喂他。大姐刚生了娃，奶水多，就直接喂他，让他活下来。大姐比他大24岁，这事儿让他从小就把大姐当半个妈看待。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大姐也依然坚持为他喂奶，尽管她自己也有孩子，需要分给他一部分奶水，实在是非常不容易。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明，生命的奇妙也正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显现出来。
三年后，父亲得病走了，留下母亲一个人拉扯九个孩子。母亲没别的法子，只能推着小车出去卖烤地瓜，风里来雨里去地挣点钱。
大姐、二姐和哥哥们轮流照顾他。姐姐们为了让他长得更壮，省下自己吃的东西，全部留给他。那时候的日子真的很艰难，但大家却没有一句怨言，所有人都在默默奉献。
这种全家族式的托举，对于当年那个少年来说，既是铠甲也是软肋。于和伟并非天才型的学霸，相反，他的天赋树点在了文艺上，而非枯燥的文化课。中考那年，那根紧绷的弦断了，他没考上高中。愧疚感像潮水一样淹没了这个少年的心，看着母亲那双像树皮一样粗糙的手，他想认命，想也不读了，哪怕去打工赚钱贴补家用也好。
但这不仅是他的事，更是全家人的希望。就在他想退缩的时候，所有的长辈和兄姐都站出来成了那一堵挡住他后退的墙。他们甚至还没说什么，一位初中学校的恩师先发了话：“学费从我工资里扣。”
这位老师不仅没嫌弃他成绩不好，反而发现了他在声乐上的灵气，硬是把他从打工的念头上拽了回来，建议他去考更适合的师范学校。正是这位贵人的惜才，还有家里人不计成本的坚持，才把于和伟推进了师范的大门，让他摸到了文艺圈的门把手。
原本按照那个年代的剧本，毕业当个幼师已是寒门贵子最好的归宿。但话剧团的招聘打破了平静，于和伟内心那团火又烧了起来。他在话剧团虽然只是个边缘人物，干着跑龙套的活，甚至被人诟病“形象不佳”，但他偏偏在那个被人忽视的角落里，像块海绵一样疯狂吸收养分，练台词、磨演技，这种近乎执拗的努力让他意识到：如果不去专业院校深造，这辈子的路可能就走到头了。
1992年，一个大胆的决定让这个家庭再次面临巨大的经济海啸——考上海戏剧学院。考上了是喜事，可那高昂的学费对这个红薯换钱的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这一次，站出来的依然是那群早就放弃了学业的哥哥姐姐。
他们掏空了各自小家庭的箱底，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位曾用奶水喂大他的大姐，为了给弟弟凑够这4000块钱，她狠心卖掉了家里那架本来买给孩子的钢琴。那可是自己孩子的梦想啊，大姐不仅为此承受了婆家的白眼和碎碎念，更是把自己的私心彻底掐灭，只为了给弟弟铺平那条去上海的路。
背负着一家人沉甸甸的爱，于和伟踏进了上戏的大门。在那个灯红酒绿的大上海，他活得像个苦行僧。为了不再伸手向家里要钱，他把课余时间塞满了各种兼职，半工半读，别人在享受大学时光，他在为了下个月的生活费奔波，同时还要在专业课上拼命，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身后是八个兄姐殷切的眼神和那架消失的钢琴。
但命运似乎总爱给坚韧的人设下更多路障。毕业后的于和伟，并没有像小说主角那样一夜成名。长相不够英俊，没有背景，他在演艺圈的边缘徘徊了整整二十年。
他跑过无数个只有几句台词的龙套，演过没人记得住名字的路人甲。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最让他心碎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到他真的“出人头地”，那个卖红薯供他长大的母亲，和那个像小妈妈一样疼他的大姐，相继离世。
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楚，成了他心底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他曾在无人的角落里哭了三天三夜，泪水流干后，那些痛苦并没有击垮他，反而成了他表演中最厚重的底色。直到2010年，凭借《新三国》里的刘备，乃至后来那个全网爆火的“接着奏乐接着舞”，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男人才终于红了。
成名后的于和伟，仿佛是想把这迟到了二十年的回报一次性补上。他在片场依然是那个拼命三郎，无论角色大小都倾注心血，因为他不敢停。而在镜头之外，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买豪车名表，而是给还在世的八个哥哥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房。这不是施舍，而是一场跨越几十年的报恩。
在综艺节目《走在回家的路上》，当他回到那个熟悉的地方，面对家人时那种毫无明星架子的松弛与亲昵，让人明白，哪怕他是全国闻名的影帝，在这个家里，他永远是那个被爱包围的老九。
那个曾经为了学费慷慨解囊的老师，他也常去探望，丝毫不敢忘却当年的知遇之恩。从“沉默的荣耀”到“我是刑警”，观众看到的也许是炸裂的演技，但看透了他人生的人会发现，那些隐忍的爆发、那些含泪的微笑，都是他从泥泞中爬出来的勋章。
于和伟用半辈子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值得歌颂的是在苦难中那群愿意为你托底的人，以及那个咬着牙绝不辜负这份深情的自己。如今的他，依旧清醒且通透，比起流量的热闹，他更珍惜那一桌粗茶淡饭旁的亲人团聚。这种刻进骨子里的良知与厚道，或许才是他在这浮躁娱乐圈里，最不可复制的“顶流”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