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大规模抗议，“国外势力煽动”？|伊朗政府|示威者

对于伊朗这类国家，本来不太想关注的。但是，伊朗政府把这次大规模抗议，归咎于“国外势力煽动”，我还是想说几句。2025年年末伊朗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源于德黑兰大巴扎商贩因通胀失控和货币崩盘而发起的罢市。几日之内，这起看似局限于经济不满的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多个城市，并上升为对整个伊朗政权前景的根本性挑战。在这个过程中，“国外势力煽动”的官方指控再次浮出水面。然而，此次示威的深层次社会动因和巨大的民众动员能量，远非外来鼓动所能解释。在国际社会审视这场伊朗危机时，不可忽视的是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崩塌。

经济危机的温床：货币贬值与中产垮塌伊朗目前所面临的经济危机堪称空前。2024年仍维持在82万里亚尔兑1美元的汇率，如今已达145万，以至于普通全职工人一个月薪水仅折合约100美元。不同于以往危机只波及低收入群体，这次，城市中产阶级也被拖入破产边缘，连基本生活所需都几近难以维系。贬值的储蓄、失效的薪资、断水停电的城市基础设施……这些失序迹象共同组成了一种“末日式”的民生处境，极大降低了民众对安全力镇压的恐惧门槛。也正是在这种失去一切可失的空间中，抗议的愤怒得以从社会底层直达政权中心。此次爆发抗议的大巴扎（Grand Bazaar），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期间就曾扮演过政治推动者的角色。作为宗教与商人阶层交织而成的保守派堡垒，大巴扎的罢工不仅表明体制内部的支持基础正在动摇，更显示出传统信任与忠诚的根基已然崩解。

从经济诉求走向制度否定从抗议口号中能够看出，此轮示威早已跨越单纯的经济诉求。“女性、生命、自由”继续响彻街头，反映女性权益斗争的余热仍未散去；而“独裁者去死”等激烈口号已直指政权核心——高龄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抗议者从不再期望改革当前体制，而是要求其彻底更替。这种趋势标志着伊朗社会进入“后改革期待”的阶段：民众已不再对体制内自我改良抱有幻想，而将当局视为无法纠正的失败机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罕见地承认“如果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将无法执政”，这是对治理合法性的直接动摇。而政府迅速更换央行行长以图缓解危机，更像是一种失序管理下的权宜之计，远不足以恢复社会信任。镇压机制的疲软与暴力困境政权的应对方式依旧沿袭熟悉剧本——粗暴镇压、媒体封锁、切断互联网。但在这场广泛的社会性起义面前，这套镇压逻辑的效力正急速递减。7名死亡者的数字令人关注，但更值得警惕的是暴力镇压坏死信号的“溢出效应”——它不再是对秩序的强力维护，反而被解读为体制无能的表现。局势观察人士指出，国家越早动用暴力，越表明其无法提出政治答案，将抗议者的怒火推向更高动员水平。历史经验已多次表明，暴力镇压既无法消除社会根源问题，也无法压制人们对更大政治改变的渴望。“外国势力”说法的外壳与现实脱节面对抗议染色全境的态势，伊朗政府如惯性反应般再次指责外国势力干预，特别是以色列摩萨德和美国CIA。然而，不论是摩萨德的公开支持，还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的言辞激烈声明——“我们枪已上膛，准备就绪”——都更像是事后的姿态政治，而非操作性的策动行动。更关键的是，这种叙述如今在伊朗本国的说服力正在迅速衰减。过去，外部敌对势力的回应或许能统一国内叙事、转移压力；但今天，越来越多伊朗人将这些托辞视为“领导层逃避现实、拒绝承担责任的惯性借口”。

国际社会的两难与道义施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强硬声明称“不允许国家暴力对待和平示威者”，这虽然延续了西方对伊朗人权议题的典型立场，但其实际介入力度仍面临巨大局限。西方国家面对乌克兰危机、中东战火甚至自身国内政治挑战时，已显出资源与意志疲态。要真正施压伊朗政权，除非全球主要民主国家在道义与行动层面形成共识，否则“救援示威者”的言辞更像是象征性表态。伊朗的“结构性时刻”已至2025年冬季的抗议潮，不再只是一个尚可修补的社会危机，而是一场国家合法性与治理能力的系统性考验。它凝结了多年制裁、政策失误、专制压制、性别不公与经济错位的总账，也映射出这个坐拥巨大青年人口、多族群社群国家转型的紧迫性。一个政权能否存续，关键不在其动用多少安全力量，而在于它是否还能提供希望。伊朗的今天，正处于这个根本问题的十字路口。对内，伊朗政权必须面对其治理失败的现实；对外，国际社会应在尊重主权与道义支持之间，重新思考其与伊朗人民之间的关系。历史可能正在转弯，而伊朗的未来，将在火焰与呐喊中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