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听闻一起继承案件，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某地一位老人孤独离世，身后留下一处房产和些许积蓄。老人一生未婚，父母早亡，亦无兄弟姐妹。居委会几经查找，未寻得任何法定继承人，最终法院判决遗产收归国有。这本是依法办事的寻常案例，却引来街坊邻里的声声叹息——老人并非没有亲人，远方有堂侄辈时常探望，近处有多年帮扶的“干儿子”照料晚年。然而在法律冰冷的条文面前，这些活生生的人伦关系，竟成了“不存在”。
这绝非孤例，《财经》杂志最新报道，上海一位46岁女士“孤独死”，遗产也被充公。当下“无主遗产收归国有”的判决逻辑，折射出我国继承制度中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以僵化的法条切割温热的血缘与情义，用权力的“收割”替代人伦的“延续”。这般“吃相”，不仅失却法律应有的良善与温度，更在无形中动摇着人们对亲情与传承的基本信念。
我国《民法典》继承编划定的继承人范围，以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在此之外，再无“第三顺序”，一旦前两顺序无人继承，遗产便成“无主”，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这一规定在逻辑上看似清晰，却与社会生活的复杂脉络严重脱节，中华文化中的亲属网络，远非两代直系、旁系血亲所能涵盖。“五服”之内的血缘联系，在民间认知中仍是至亲；共同生活、守望相助所形成的“拟制亲属”关系，如义子、恩亲、多年帮扶的邻里后辈，其情感与道义纽带，往往不亚于甚至强于疏远的法定继承人。
继承制度若只承认狭义的“法内之亲”，而无视广泛存在的“法外之情”，便是以法律之名，行斩断人伦之实，它传递出一个冰冷信号，未被法条记载的关系，便不被承认；未被格式化的亲情，便不值一文。
《民法典》第十条确有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此条文为民间习惯进入司法实践开了善意的口子。然而在无主遗产的处置中，这一精神却罕见地被束之高阁。
我国数千年来形成的民间继承习惯，蕴含着深厚的伦理智慧与社群自治逻辑，在无直系近亲时，财产由关系最近的旁系血亲继承，或由尽了主要赡养、扶助义务的远亲、义亲承继，是许多地方惯常的做法。这种基于实际付出与情感亲疏的分配，往往更符合社群正义观，更能维系人际关系的稳定与良善。
法律本应谦抑，为这些活生生的习惯留出空间，使其能够丰富和补充成文法的不足，而不是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一刀切地收归公有。当国家权力以“法律规定”为名，径直取走本可由民间习惯妥善安排的遗产时，其正当性难免受到质疑。
国家取得无主遗产，虽有充实国库之用，但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经济价值，在普通民众看来，这极易被解读为“与民争利”，尤其当存在虽非法定但事实密切的亲属或扶养关系时，这种“充公”判决，伤害的不仅是潜在继承人的感情，更是公众对法律公平与良善的信任。它仿佛在说，法律不关心你与逝者真实的情感联结，只关心如何高效地清理“无主物”。
法律，尤其是涉及人伦亲情的继承法，其目的不应止于定分止争、清理产权，更应致力于维系社会纽带、弘扬孝亲敬老、鼓励互助良俗。对于无遗嘱逝者的遗产，司法实践应展现更多的弹性与温度。例如，可探索设立“遗产管理人”制度，在确认无法定继承人后，允许经社群证明存在密切关系或尽到主要扶养义务的人提出申请，由法院综合考量情感联系、扶养事实、民间习惯等因素进行裁量。这虽会增加司法成本，却能让判决更贴近人心，彰显法律保护善行、尊重人伦的深层价值。
归根结底，对待“无主遗产”的态度，检验着法律是冰冷规则集合，还是充满人文关怀的善治工具，当法律选择无视绵延的亲属网络与深厚的民间习惯，以简单粗暴的“充公”了事时，其吃相确不雅观，更与“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理想背道而驰。
是时候让继承法更多地低下头，倾听民间血脉与情义的脉动，让每一个孤独逝者的身后事，都能得到符合人情伦理的、有尊严的安置。这不仅是法律的进步，更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