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印度敢肆无忌惮地做仿制药，中国却始终不敢碰？《我不是药神》里4万元一瓶的正版药，印度仿制药500元就能拿下。人家能靠“耍流氓抄作业”实现药物普惠，咱们这边却只能按规矩办事。说到底，两个国家走的根本就不是一条路。
首先，印度的“不要脸”，是真的走出了一条“邪路”。要知道，仿制药行业本有江湖规矩：新药享有20年专利保护期。毕竟创新药研发的试错成本极高，没有专利保护，谁还愿意投入巨资搞研发？
但印度的操作是：规矩我守，但怎么守，你别管。上世纪70年代，英迪拉·甘地政府直接修改专利法，规定药品只保护制造工艺，不保护化合物本身。啥意思？就好比你创新了一款蟹黄包的秘方，印度只保护你制作蟹黄包的工艺，但别人要是用其他方法做出了同样的蟹黄包，就是合法的。
仿制药吃起来像正品、效果也和正品无异，老百姓难道会放着便宜的不买，专门去买昂贵的正品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看到这里有人会问，这招这么好，为啥咱们不用？既能实现药物普惠，又能节约成本，还能抢占仿制药市场。但问题是，咱们的国情根本不允许。
印度当年搞这套操作时，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说白了就是“差生一烂到底”，根本不在乎什么国际规则。1973年，印度顶着外汇管制法，直接把可口可乐赶出了国门，你能拿它怎么办？你想从市场层面制衡印度，可人家当时根本没加入世贸组织，哪会受你牵制？
相反，同一时期的中国还处在特殊历史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核心需求是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要和别人做生意，自然要遵守人家的规则。因此，咱们国家必须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说好听点，是中国爷们儿要脸；说难听点，是进入世界大舞台后，你再耍无赖那套，别人也能在其他领域对你耍无赖。
当然，印度也没有一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那它后来是怎么把“仿制”玩成“正规军”的？
1995年，印度加入了WTO，按规则必须保护药品专利。表面上人家满口答应，转头就宣布：只保护1995年以后的新药。要知道，人类90%的救命药，比如阿司匹林、青霉素、胰岛素，全是1995年之前发明的。这就等于，印度直接把这些药变成了公共财产，明面上“合规”地开启了仿制之路。
到了2005年，印度的操作更绝：在专利法里加了一条“霸王条款”——新药如果只是改剂型、改服用频率，未显著提高疗效，不予授予专利。这就意味着，药企想通过微调成分来续20年专利的法子，根本无效。
而且，啥叫“显著提高疗效”？到了印度，还不是印度法官说了算。诺华的格列卫新配方，声称生物利用度提高了30%，结果到了印度最高法院，直接被驳回。吃了这记闷亏，你能咋办？
更狠的是，在印度，只要药价太贵导致老百姓吃不起，政府就有权强行授权本土企业仿制。拜耳的肾癌药多吉美，原价一个月28万卢比，印度强制许可后，仿制药只要8800卢比，价格直接便宜96%。拜耳只能拿到6%的销售额作为专利费，不服也没用——因为印度宪法明确规定：生命权高于财产权。想在印度做生意，专利和价格，你只能保一个。
看到这里，又有人会问：为什么印度能这么玩，我们就玩不了？
核心原因之一是法律体系的差异。印度是英美法系，法官可以创造性地解释法律，说30%的疗效提升不算“显著”，那就不算。而中国是成文法系，必须依法执行专利法，说要保护就得严格保护，想重新定义“显著疗效”，根本没招。
当然，我们国家的专利法里也有强制许可条款，但确实从未使用过。为什么？因为一旦使用，就等于和世界市场撕破脸。在全球产业格局下，这招只能是最后一手，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能用。
而且，印度之所以敢这么拼命，是因为人家是真的“没命”。以前印度给英国当殖民地时，基建一片空白，卫生医疗更是差到极致，老百姓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人口再生得多，也架不住高死亡率。仿制药的出现，对印度来说不是“选择”，而是“救命”——哪怕是质量一般的仿制药，对他们来说也是解燃眉之急。
印度本来就没多少药品出口，不会乱了国际市场，外企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等印度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效果却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国民平均寿命提升到了70岁，同时凭借80年的仿制药经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仿制药产业，逆袭成了“世界药房”。
如今，全球20%以上的仿制药来自印度，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印度有将近3000家仿制药企，全球七大仿制药企中，印度就占了两家。美国市场上40%的仿制药都从印度进口，面对只有原价1/10的价格，老美也没法拒绝。
而且，印度仿制药的横空出世，也不能说是师出无名。世界上很多人权组织和底层老百姓，都非常支持印度的仿制药产业。更何况，那些创新药巨头确实赚得盆满钵满，药品定价也属实过高。印度的做法，相当于有点“劫富济贫”的意思，所以国际舆论总体上也是支持印度的。
除此之外，印度不仅人工成本低，“人的成本”也极低。说白了，想转移人力成本、躲过严格监管搞药物实验，印度是最佳选择。美国的药企和印度政府之间，就达成了一种莫名的默契：印度搞仿制药，美国药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美国药企在印度搞有偿人体实验，哪怕违规一点，印度政府也装没看见。
但这种默契，也让印度仿制药的普惠性质逐渐变质。每年都有大量人因为非法人体实验，产生了严重的医疗事故。而且印度本土的仿制药，也开始变得越发嚣张，药品质量参差不齐：质量好的送到欧美，质量一般的留给自己人用，质量最次的全送到非洲。在非洲那块常年战乱的土地上，每年战死的人不计其数，吃药吃死了又算得了什么？
2013年，印度最大的药企兰博西就爆出了丑闻：数据造假、卫生不合格，无菌实验室里居然有蝙蝠窝，厂区更是遍地污秽。美国调查后发现，这家药企早就和FDA的监察人员玩起了贪腐游戏。
说到底，印度的仿制药，把天价救命药拉到了穷人能触及的价位，让几亿人不至于在病痛中等死，这算是普惠底层的“江湖义气”。但另一方面，仿制药没有监管托底，黑心企业用劣质药收割穷人，非法人体实验频频突破安全底线——穷人吃不起药是死路，吃了无效甚至有害的药，更是绝境。
印度用一场野蛮生长证明了：生命权不该被专利垄断绑架。但同时，它也用无数血淋淋的案例警示我们：脱离监管的普惠，终究是镜花水月。仿制药的最终意义，是让每个人都能吃得起、吃得安，而不是在便宜和安全之间，被迫二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