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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越南统一后的第三年,生活在越南的华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军警在街上挥舞棍棒,暴力驱赶着这些曾经为越南发展做出贡献的华人华侨。

“我们像没家的狗一样,为了活命只能任人欺负。”一位从越南逃回的华侨回忆道,“越南排华是两国之间的政治事,可越南政府却把我们平民往外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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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年间,超过26万华人被驱逐出越南,他们中许多人被迫抛弃了几代人积累的财富和祖坟,带着仅剩的家当逃向中国。

越南华人曾经是该国第二大民族,截至1975年人达到120万,占越南总人口的2.6%。华人在越南经济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控制了南方80%的零售业、100%的粮食加工业和50%的航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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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75年越南统一后。原本与中国“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政府,转而投向苏联怀抱,开始推行一系列排华政策。

1976年2月,越南政府在南方人口普查和选举国会代表时,强迫南方华人按照前南越政权时期的国籍进行登记,这完全推翻了此前承认的华侨双国籍政策。

经济上的打击接踵而至。越南以“社会主义改造”为名,没收华人企业1.2万家,占南方私企总数的83%。1978年3月,越南实施货币改革,废除旧币,却对大量持有旧币的华人不予补偿,导致华人存款贬值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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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政府还取消了20万华侨的城市户口,强制他们迁往荒凉的‘新经济区’。”一位研究该时期历史的学者指出。

更残酷的是,越南当局要求每位出境华人交纳高达12两黄金的“赎身费”,无法支付者被逮捕甚至处决。据估算,仅1979年一年,越南当局就从难民身上劫掠了30亿美元。

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大量华人选择逃离。1977年至1979年间,约200多万难民离开越南,其中华人占多数。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乘船逃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船民”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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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之路充满艰辛。联合国估计有二十到四十万船民命丧海上。1978年,载有2564名难民的“海虹号”船先后被马来西亚、菲律宾、香港等地拒绝登岸,绝望地漂泊在公海上。

中国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潮,迅速采取行动。1978年5月,中国外交部发出外交照会,谴责越南“反华排华”行径,并暂停了价值5.6亿美元的55个援越项目。

同时,中国在边境地区的广西东兴、云南河口设立28个难民营,在1978年接收华侨难民23.6万人,1979年接收2.7万人。截至1980年,总计约29万越南华人涌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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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四地设立接待安置归国华侨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按照自愿原则,将约16万归国华侨集中安置到86个华侨农场。

这些华侨农场是“政策性社区”,属于事业性质的企业单位,长期享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初到农场,归侨们面临着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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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都让排华给毁了,到了农场就得从头再来。”一位15岁时被驱逐出越南的华侨回忆,“我那会儿才15岁,对农场啥都不适应。没办法,除了干活没别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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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归国华侨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困惑。“在越南的时候,人家叫咱中国佬,等回到中国了,这儿的人又喊咱越南佬。”一位归侨无奈地说,“我都懵了,搞不清楚自己到底算啥了。”

东兴口岸一夜之间冒出两千多个侨字号摊位,纽扣、手电筒、解放鞋被一箱箱抬去芒街,换回橡胶、木材和白砂糖。几乎零库存滚动,十个月后,防城港华侨农场人均收入从162元飙到过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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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贸易成为归侨们的第一桶金。懂越语也懂木性的东兴华侨专挑紫芯苏木、花梨格木,车辆一过关就进工坊,嵌榫打蜡后销往长三角。东兴口岸一年引进红木98万立方米,占全国七成,单项交易额达580亿元。

凭祥则抓住了水果贸易的机遇,打造千亿级冷链产业带。越南荔枝凌晨采摘,四小时抵达友谊关,过磅抽检后即刻装车发往郑州、西安和成都。精准的温控管理为凭祥带来了“水果王国”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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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河口的归侨则利用地理优势发展电力贸易。红河水库的电力通过220千伏线路跨过元江大桥,以点对网模式向越南城市供电。每度电三毛五,十七年累计输出560亿度,华侨企业占股分红8.7亿元。

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归侨及其后代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13个华侨农场的人均GDP刚达到3000元,如今已突破10.8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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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著的变化是经济地位的提升。越南北部地区农民家庭年收入仅两三千元人民币,而云南元江华侨农场的归国华侨家庭,即使收入最低的,年收入也能超过五万元。

归国华侨的五字身份成为“双语通行证”,在越南拿货讲家乡话,在国内报关刷身份证。从通关到结汇少了两道弯,时间线被压缩,利润率被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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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那些选择留在中国的越南华侨,如今已在中国经济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边境贸易的繁荣,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为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往来架起了桥梁。

如今在友谊关,凌晨的灯火下,那些当年提着竹篮逃难的老侨和蹬着电动车的侨二代,已经把边境口岸变成了年吞吐水果134万吨的财富通道。

当年被迫离开越南的华人,在中国找到了新的家园和事业,而越南的华人数量从120万降至不足80万,从第二大民族跌落至第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