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这辈子硬气了一辈子，就栽在“兄弟情”这三个字上。
那年我刚上初中，家里的小超市刚走上正轨，攒下的50万是爸妈起早贪黑，一分一毛抠出来的血汗钱。
伯父找上门的时候，是个飘着小雨的冬天。他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两手搓着，嘴唇冻得发紫，一进门就给我爸递烟，烟是最便宜的那种，烟纸都皱巴巴的。
“老二，”伯父声音发颤，“你侄子要上学，我那破厂子又亏了，实在是撑不下去了。你手里要是宽裕，先借我50万周转周转，最多两年，我连本带利还你。”
我妈当时正在厨房洗碗，听见这话，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撞在水槽上。她擦着手出来，脸色不太好看，拉着我爸进了里屋，压低声音说：“这钱不能借，他那厂子就是个无底洞，咱们这钱是给闺女攒的学费和嫁妆，不能扔进去打水漂。”
我爸闷头抽烟，烟雾缭绕着他的脸。他和伯父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小时候家里穷，伯父总把仅有的窝头让给他吃，自己啃树皮。后来我爸进城打拼，也是伯父帮着照看老家的爷爷奶奶。
“他是我哥。”我爸就说了这四个字。
第二天，我爸就去银行取了钱，50万，厚厚的一沓，用报纸包着，塞到了伯父手里。伯父红着眼眶，拍着胸脯保证：“老二，哥这辈子没骗过你，两年，肯定还。”
他没写欠条。我爸说，亲兄弟，不用这个。
我妈气得好几天没和我爸说话。
可谁也没想到，这一借，就是十年。
第一年，伯父还偶尔来个电话，说厂子还在整改，钱暂时还不上。第二年，电话就少了，再打过去，要么没人接，要么就是说在外地跑业务。
第三年，伯父干脆回了老家，盖起了二层小楼。我妈带着我去老家走亲戚，看见那亮堂堂的瓷砖，崭新的防盗门，心里像扎了根刺。她拉着我去伯父家，话里话外提醒他还钱的事。
伯父当时正坐在院子里喝茶，听见这话，脸一沉：“弟妹，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家老二的钱，我还能赖着不成？现在手头紧，等我缓过来，一分都不会少。”
我妈回来后，坐在沙发上掉眼泪：“他都盖起小楼了，还说没钱，这就是明摆着不想还了。”
我爸叹了口气，拍了拍我妈的肩膀：“算了，都是一家人，别撕破脸。”
那之后，家里的气氛就变了。我妈不再买新衣服，超市里的进货量也减了大半，她总说：“能省一点是一点，那50万，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想买个新书包，我妈犹豫了半天，还是给我买了个最便宜的帆布包。我看着同学背着漂亮的双肩包，心里不是滋味，但我没说什么。我知道，家里难。
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重点大学，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妈厚着脸皮去跟亲戚借钱，碰了一鼻子灰。她回来后，又去找了伯父。
这次，伯父的态度更冷淡了。他说：“我家那小子也要上大学，我哪有钱？你家闺女要是念不起，就别念了，女孩子家，早点嫁人也是一样的。”
这话像一把刀，扎得我妈心口疼。她从伯父家出来，一路哭着回了家。
我爸知道了这事，第一次和伯父红了脸。兄弟俩在电话里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伯父撂下一句“你要是逼我，咱们就断绝关系”，就挂了电话。
从那以后，两家几乎断了来往。
我上了大学，靠着助学贷款和兼职，勉强维持着学业。每次放假回家，看到爸妈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超市的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我的心里就堵得慌。我不止一次问我爸：“爸，那50万，咱们还要得回来吗？”
我爸总是摇摇头，叹口气：“算了，都是一家人。”
可我不甘心。那不是50块，是50万，是我爸妈的血汗钱，是我本该无忧无虑的青春。
大学毕业后，我进了一家公司做文员，工资不高，但足够自己花。我开始攒钱，想帮爸妈减轻负担。我也试过给伯父打电话，每次接通，他要么装糊涂，要么就说我不懂事，说我爸妈教我小气。
我气得挂了电话，眼泪掉下来。我不明白，为什么欠钱的人反而这么理直气壮。
十年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事。我从一个懵懂的初中生，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我爸的背驼了，我妈的眼角爬满了皱纹。伯父家的堂哥，也从一个调皮的少年，长成了一个高大的小伙子。
堂哥从小就不爱读书，高中毕业后就去了外地打工，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突然要去当兵。
当兵要政审，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那天，我正在上班，我妈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声音带着哭腔：“闺女，你堂哥要当兵，政审的人要来找咱们了解情况。你伯父刚才打电话来了，说让咱们……说让咱们别提借钱的事，别影响他儿子的前途。”
我握着手机，手指关节都泛白了。
十年了，他终于主动给我们家打电话了，不是为了还钱，而是为了让我们帮他瞒住这件事。
我妈还在哭：“你爸心软，已经答应了。闺女，妈知道你委屈，可是……”
“妈，”我打断她的话，声音平静得可怕，“政审的人什么时候来？”
“明天上午。”
挂了电话，我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闪过这十年里的一幕幕：爸妈起早贪黑的身影，我妈偷偷抹眼泪的样子，伯父家那栋崭新的小楼，还有他那句“女孩子家，早点嫁人也是一样的”。
心里的那股怨气，像积压了十年的火山，终于要喷发了。
晚上回家，我爸坐在沙发上抽烟，眉头紧锁。看见我回来，他叹了口气：“闺女，你堂哥要是政审过不了，这辈子就毁了。都是一家人，忍忍吧。”
“忍？”我看着他，眼泪突然掉下来，“爸，这十年，我们忍得还不够吗？我们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他盖小楼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他儿子要前途，我们的日子就不是日子了吗？”
我爸被我说得哑口无言，烟头烫到了手指，他才猛地回过神，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那一晚，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上午，阳光正好。政审的两位同志准时到了我家，穿着笔挺的制服，态度很和蔼。
我爸陪着他们坐在沙发上，端茶倒水，嘴里说着堂哥的好话：“这孩子从小就懂事，孝顺，是个好孩子。”
我妈站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
两位同志点点头，拿出笔记本，准备记录。其中一位问：“请问你们和申请人的父亲，也就是堂哥的父亲，有没有经济纠纷或者矛盾？”
我爸刚想开口说“没有”，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深吸一口气，站起身，走到客厅中央，按下了接听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