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多，山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天很冷，地上凝着霜，风一吹，脸像刀割一样疼。
那时候，马占福正趴在山坡上，身上背着几十斤炸药。
他没说一句话，只是忽然回头看了眼身后，然后悄悄把手伸进衣兜，摸了摸。
那是他随身带着的录音机，临出发前，他对着机器喊了二十六声“娘”。
谁也没想到，这段录音，后来成了唯一的遗言。
这事儿得从1987年初说起。
那会儿，中越边境的老山方向还在打零星的战。
战争没完全结束，也没全面开打。
你说它是和平吧，炮火还在响；你说是战争吧，又不像当年那样大规模推进。
双方都有点僵着，但谁都不肯让步。
167高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变得特别关键。
这地方离中越边界线不远，越军早年抢了过去，还在山上修了不少火力点，屯兵洞一个挨一个。
站在那儿，能俯瞰我军不少阵地，简直就是插在心口的一根钉子。
我军早就想拔了，可一直没寻到合适的时机。
直到1987年1月，情况终于有了变化。
兰州军区接防后，决定主动出击。
目的很明确：干掉敌方的核心据点，打乱他们的部署，顺便鼓一鼓我方的士气。
行动代号叫“黑豹”。
一共挑了88个人，分成两个突击分队，任务就是拿下167高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难。
这些人不是普通兵，基本都是打过仗的，有的已经是老兵了。
有爆破手，有机枪手，有突击队长，还有熟悉地形的侦察兵。
他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冲锋，而是一次“差不多等于去送命”的任务。
当时队里有个规定：出发前每个人都要写遗书，万一回不来，好歹能给家人留点念想。
马占福那年才20岁，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写，憋了半天，拿起录音机，只说了两个字：“娘。”然后又说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喊了26声。
这段录音，后来被他的战友带回了后方。
正式行动是在1月6日的凌晨。
第一批出发的是11名突击队员，带队的是马玉革。
他们身上背着的是炸药包、手榴弹、爆破筒，重得难以想象。
那段山路，不长，也就一百多米，可越军在高地上设了火力网，稍有动静就会开火。
战士们得匍匐前进，一点声响都不能发出。
他们从凌晨四点多爬到六点半，才摸到指定位置。
那会儿天还没亮，四周死一般的安静。11个人趴在离敌人不到15米的位置，一动不动。
电台里传来命令：继续潜伏，等后续部队到位。
就这样，他们就在那儿一躲就是整整20个小时。
第二天凌晨，战斗打响。
5号洞是敌人一个重要的火力点，王全有、郗文华、李秋平、董永安几人负责爆破。
结果刚潜到洞口旁边，一发炮弹落下，郗文华当场牺牲，李秋平和董永安都受了重伤。
王全有想冲过去救，可董永安拼命摇头——他怕因为一点动静把整队人都暴露了。
这时候，董永安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记住的动作。
他从身上摸出一枚手榴弹，塞进嘴里，死死咬住。
怕的就是自己疼得叫出声。
等王全有再看他时，他已经没气了。
另一边，马占福和李国胜正冲向敌人掩体。
他们成功炸毁了一个防御工事，但马占福没来得及撤退，腹部中弹，肠子都流了出来。
他咬着牙，用三角巾勒住伤口，继续往前爬。
敌人把爆破筒扔出来，他又推回去。
最后，他干脆用身体堵住了洞口。
他喊了一声：“班长！”就再也没有声音了。
当天上午七点，敌人的主要火力点基本上全被摧毁。
但越军反应很快，调来支援部队，开始疯狂反扑。
阵地上伤亡惨重。
马玉革左臂被炮弹打穿，差点休克。
可他还是带着剩下的人冲向敌军指挥部，用手榴弹和炸药把山洞炸塌。
那一炸，直接干掉了14名越军。
可事情还没完。
越军很快又组织了特攻队，来势汹汹。
马玉革和严树军二话不说，带着炸药堵路。
他们打退了敌人，但严树军伤得太重，肚子上全是碎片。
通讯员郑武军为了恢复联络，冒着炮火举起指挥旗，最终被炮弹炸中，当场牺牲。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五点。
那时，第一突击队只剩下八个人。
全员负伤。
马玉革昏迷了一阵，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爬到阵地高处，把李秋平等烈士的遗体拖了回来，还救下两个伤员。
到了下午五点多，最后两名突击队员撤出阵地。
这一仗，我军牺牲61人，重伤无数。
敌人被歼灭380多人，18个屯兵洞被炸平，60炮、重机枪、火箭筒、冲锋枪、手榴弹等一大堆武器都被缴获。
马玉革后来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郭继额、宋飞、王全有、马治军等人都立了一等功。
有意思的是，从那以后，167高地再也没丢过。
参考资料：
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编，《老山英烈》，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
郭继额口述，李广志整理，《血染老山：一名突击队长的回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史编写组，《中越边境自卫作战战史·老山方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