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6年深秋的南京城，街头巷尾都在唱一首童谣：“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
歌声里的寒意，比深秋的冷风还刺骨。
没人能想到，这首简单的童谣，竟精准概括了一场足以改写华夏历史的惨烈内讧。
短短两个多月，太平天国2到3万精锐老兵死在自己人手里，东王、北王、燕王接连丧命，翼王石达开带着十万精兵出走。
本来势头正猛、差点打下北京的太平军，就这么从巅峰摔了下来，最后被湘军、淮军彻底消灭。
这场天京事变，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可惜也最惨烈的内部火并。
一场由权力贪婪点燃的大火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举旗起义，喊出“薄赋均田”的口号。
那时候清廷内忧外患，老百姓活不下去，太平军就像滚雪球一样壮大。
两年多时间，一路从广西打到南京，1853年把南京改名“天京”，正式建立政权，和清廷南北对峙。
到了1856年春夏，太平军的势头更猛。
清廷的东南财赋重地丢得差不多了，曾国藩的湘军还没成气候，英法列强又在打克里米亚战争没空插手。
照这个架势，太平军北渡黄河打北京，不是没可能。
可就在势头最猛的时候，内部的裂缝已经悄悄变大了。
太平天国的权力架构从根上就有问题。
洪秀全是天王，却自称是“皇上帝”的次子，管着画大饼；东王杨秀清更厉害，能以“天父下凡”的名义发号施令，掌握着实际的宗教解释权。
创业初期，俩人一个画饼一个落地，还能凑活。
定都天京后，杨秀清的野心越来越大。
1856年6月，他又搞“天父下凡”，说洪秀全苛待女官，当众要杖责40大板。
没过多久，还逼着洪秀全封自己为“万岁”，想跟天王平起平坐。
换谁是洪秀全都忍不了。
“天父下凡”这招太好用，杨秀清想借神权抢世俗权力，直接踩了洪秀全的底线。
洪秀全没别的办法，只能先下手为强，秘密召北王韦昌辉回京。
1856年9月1日夜，韦昌辉带3000精锐赶回天京，守门的陈承瑢直接开了城门。
部队直奔东王府，一夜之间，杨秀清和他的家属、幕僚、侍卫2000多人全被杀了。
本来杀了杨秀清可能就结束了，可韦昌辉杀红了眼。
他设了个“鸿门宴”，假意说只杀杨秀清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被蒙蔽的，邀请杨秀清的旧部6000精锐来围观行刑。
等这些老兵放下武器聚到天王府前，伏兵一下子全冒了出来，炸药包、火绳枪、大刀长矛一起上。
现场尸堆成山，血流成河。
接下来的两个月，韦昌辉在天京展开地毯式清洗。
只要跟杨秀清沾点边，不管是同村、同馆还是同姓，都难逃一死。
甚至雇了十几岁的童子军挨家挨户搜捕，这些孩子都被教得以杀人为乐。
短短60多天，天京里2到3万太平军死在自己人手里，占了当时首都守军的六成多。
一场内讧的连锁灾难
翼王石达开当时正在安庆，听说天京出事，赶紧赶回来劝阻。
他当面跟韦昌辉说要停止杀戮、安抚百姓，结果被韦昌辉骂成“东党余孽”，差点被杀。
石达开连夜顺着绳子爬城墙逃了出去，可他的家眷全被韦昌辉杀了。
悲愤之下，石达开在安庆带了4万兵马驻扎，上书洪秀全要求杀韦昌辉谢罪，不然就带兵回天京自己解决。
洪秀全见众怒难犯，只能下令杀了韦昌辉、秦日纲和陈承瑢，把三个人的首级送到石达开营中。
可信任这东西，碎了就拼不回来了。
石达开回天京辅政才半年，就察觉到洪秀全在猜忌他，怕他功高震主。
1857年5月，石达开没办法，只能带着十万精锐出走，开始了长达六年的远征，最后在大渡河全军覆没。
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带着核心兵力走了，这打击比杀了两万老兵还致命。
更严重的是，信仰彻底崩塌了。
之前大家都信拜上帝会，觉得洪秀全是上帝次子，杨秀清是天父代言人。
结果现在，天父代言人被天王杀了，天王又杀了天父的“信徒”韦昌辉。
神圣的叙事一下子成了笑话，民间的童谣越传越广，“依旧做长毛，到底一场空”。
很多从广西出来的“老兄弟”彻底失望，纷纷离开太平军。
太平军的气势一落千丈，从之前的战略进攻，彻底变成了战略防御。
这场内讧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天京城墙。
清廷本来快撑不住了，江南、江北大营都快垮了，结果太平军自己内斗，给了清廷喘息的机会。
曾国藩的湘军趁机壮大，慢慢变成清廷的主力，也为后来“督抚专权”埋下了伏笔。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些汉人官僚，借着办团练的机会，掌握了地方的军事、财政和行政权力，晚清的中央集权名存实亡，后来的民国军阀混战，其实在这时候就有了苗头。
列强也看清了形势，本来还在观望，见太平天国内部这么乱，神权也垮了，就认定清廷还能续命。
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分身乏术，圆明园被烧，列强还帮着清廷组织“常胜军”对付太平军，西方势力趁机深入长江腹地。
江南的苏州、杭州、南京这些精华地区，在战乱中人口锐减，工商资本只能往北迁到上海，间接促成了上海后来的崛起。
如果天京事变没发生，太平军顺利北伐，清廷可能提前崩溃，中国说不定能早点进入统一改良的轨道。
可这场内讧让清廷多活了半个世纪，真正的近代化改革要等到1898年的戊戌变法，那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很难挽回局面了。
从陈胜吴广到黄巢李自成，再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好像总逃不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
天京事变就是最好的例子，权力没有制度约束，再宏大的理想也会变成抢权夺利的工具；组织一旦陷入内斗，再强的实力也会自我吞噬。
170多年过去了，天京的鲜血早就干了，但这场内讧留下的教训还在。
最可怕的失败从来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从内部开始腐烂。
回望这段历史，不是为了惋惜，而是要明白，不管是国家还是组织，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允许不同声音存在，不用暴力解决分歧，才能走得长远。
那些靠神权、靠个人威望撑起来的繁华，终究是空中楼阁，风一吹就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