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深冬时节，韶山冲的风十分寒冷。此时土地改革进入到划分成分的关键阶段。农会主席同时担任乡长毛寅秋对着一份成分评定表犯起了愁。评定表上写的是毛贻昌，被判定为富农。做出这个决定让他拿毛笔时很是吃力，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家的事情。
韶山冲老一辈人说起毛贻昌，他是一个复杂的形象。他在十七岁当家的时候，家里仅有六七亩地，还因为负债累累而典当过祖传的田产。之后他去湘军当了几年兵，回来之后变得活络起来，一边种田一边做米生意，慢慢地攒钱赎地买地，最终拥有了二十二亩水田和十三间半瓦房。毛泽东后来跟斯诺回忆说，他的父亲从贫农熬成中农，又依靠精打细算成为富农，每年能够收获八十担稻谷。
当富农的帽子被扣到领袖父亲头上时，毛寅秋心里感到不安。于是毛寅秋想办法给北京写了一封试探性的信件，信中说韶山人均有九分三厘田，问主席家有几口人分田。这封信的表述比较委婉，毛泽东看后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毛泽东让毛岸青带着三条嘱咐回到韶山，第一条是所有的财产都要分给农民，第二条是成分被划为富农是没有商量余地的，还特别捎带了三百元作为退押金。
我认为毛泽东对于他父亲的态度存在着微妙的辩证状况。他在少年时期，由于拒绝给客人斟酒，被毛贻昌追到池塘边，毛贻昌还以跳塘来进行对抗。他当时顶撞说“为父不慈，哪来子孝”，这在后来成为了他反抗精神的启蒙。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清楚父亲那股顽强劲头的价值。毛贻昌常常念叨谁会盘算，谁就有机会过上好的生活，这种务实的精神不也就是农村经济的生存智慧？
那我们再来说说，如果毛贻昌在地下能够知道这些事情，或许反而会认可儿子的决定。他一生非常看重规矩，就连给自家的长工吃肉蛋却给儿子吃素菜这样偏心的事情，也是依据出力的人就应该得到相应东西的朴素道理来做的。土改政策明明白白地写着，田产和雇工的情况都摆在那里，划成富农是合乎情理的事情。毛泽东如此坚持，反倒成了对他父亲处世原则的另一种传承了。
财产的处置更值得深入思考。在1921年的时候，毛泽东动员他的弟弟毛泽民参加革命，当时就要求将家产分给贫苦的农民，并且把所有的欠债都予以免除。三十年后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他再一次做出了彻底切割的选择。这样始终保持一致的态度，或许比成分的划分更能够说明相关的情况。革命者和旧家庭的决裂，并非只是表面上做做样子，而是实实在在的牺牲行为。
记得韶山的老人曾经说过，毛贻昌在晚年扩建房屋的时候，专门在韶麓桥碑上捐赠了四块大洋。将这个细节和他富农的身份放在一起来看，就能够发现历史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面貌：发家的人不一定是小气的，革命者也是懂得乡情的。
毛泽东之后回到韶山。有人问他是否需要重修故居。他摇头表示：给我建造房屋，还不如为人民多建造一个招待所。这句话表面上好似不在意父亲积累的家产。但要是深入思索，或许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含义。毛贻昌借助个人的努力奋斗改变家族的命运，而毛泽东想要做的是让千千万万的人不必再重复这样艰难的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