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15日晚十点，上海长征医院的灯彻夜未熄。医生一次次推门而入，心电监护却依旧在下降。五十八岁的陈赓，终于输给了积年的创伤与病痛。
走廊里，一名值班护士低声嘀咕：“他什么时候真正休息过？”一句随口的话，却像针一样扎进在场每个人心里。中央专机刚把武元甲的唁电送到北京，字里行间尽是哀痛，读来沉甸甸。
让武元甲如此动容的，是五年前的一幕。1956年4月27日中午，河内烈日如火。陈赓走下舷梯，脸颊布满蜷曲的红褐色疤痕。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愣住，脱口而出：“怎么连脸都不治一治？”陈赓笑了笑，只说了四个字：“忙，不顾得。”
时间拨回到1950年2月。胡志明冒着细雨抵达北京西郊机场，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请中国兄弟援手”。毛泽东、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原则同意派顾问团，却婉拒解放军大规模入境，理由简单——越南需要“土办法”而非“包办”。
援越方案刚敲定，中央却犯了难：顾问团由谁来领衔？韦国清资历够，可对越南高层缺乏接触。周恩来思索片刻，抬头说道：“让陈赓去，他沟通能力强。”一句定音。
此时陈赓驻昆明，腿伤未愈，还拿到了一张“一等残疾证”。电报送到，他只回了一个字：“行。”四天后，代表团从滇南密林向北越根据地渗透。骤雨、蚂蟥、暗哨，什么都没少。有人劝他乘滑竿，他抬手拒绝：“腿疼不碍事，滑竿颠得头疼。”
八月间，越军后方指挥部搭在谅山半山腰。陈赓抱着地图蹲在地上，用树枝戳着沙盘，“弱敌先打，守强敌心，让它自己空虚。”一口湖南普通话，武元甲听得直点头。战役会议持续四小时，无人离席。
十月，高平火网收拢，法军九个营被吃掉，十三处据点全部掉旗。胡志明拍案叫好，越南《真理报》破天荒放出一句对外通稿：“中国同志帮助我们赢得了决定性胜利。”
胜仗刚报回北京，朝鲜半岛硝烟已起。陈赓返国途经南宁，刚下火车就递上请战书。彭德怀本想劝他休整，他笑道：“刀口舔血都走过，这回也该去见见‘联合国军’。”
1951年初，凝固汽油弹在铁原洼地的夜空爆炸，火雨落下。陈赓扑倒通信兵，被飞溅火油灼中左脸。当晚简单包扎后，他仍带伤向各军报告态势。后来的疤，就是那夜留下的。
前线半年，心绞痛突然加重，志愿军司令部劝他回国治疗。他嘴上答应，彭德怀回国动手术，他又拄着拐杖飞回平壤代司令，“临时顶一顶，再说。”
停战后，中央让他筹建哈军工。专家短缺、图纸缺项，他硬是一天跑六处单位，一边抓教学，一边编教材。医生多次要求住院检查，他连连摆手：“再拖几个月，学校就成型了。”
长年高负荷，把早年北伐旧伤、越南丛林湿毒、朝鲜汽油弹毁容揉成了一个死结。1961年3月16日凌晨1点35分，心脏停止跳动。病历本最后一页，仍写着“俄文教材翻译进度”。
武元甲在悼词中加了一句格外质朴的话：“他从朝鲜回到河内，连脸上的伤都没空治。这人一生，只有两个字——工作。”短短十四字，却道出陈赓早逝的全部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