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夜幕下的黔山深处传来阵阵枪声，山风卷着硝烟掠过松林，正在搜索的解放军第125连没想到，这片看似平静的山谷竟藏着西南剿匪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两天后，连队在乱石间发现几枚擦得锃亮的空弹壳，弹壳上刻着两行细小花纹——这是程莲珍特意留下的暗号。指挥员低声骂了一句：“又让她滑了！”伴着火光，队伍继续摸向深谷，一场漫长的追剿由此进入关键阶段。
解放战争刚刚结束，全国大局已定，可许多山区仍匪患丛生。中央统计，光西南就有大小股匪五万余人，贵州山高林密，成为剿匪最费劲的地区之一。140个师分批进入西南，兵力规模比解放战争末期对西北马步芳的投入还大，足见麻烦之大。其中，活跃于惠水、长顺一带的程莲珍，既能左右开弓又心思缜密，更让前线指挥员头疼不已。
程莲珍1922年出生在惠水布依山村，十七岁进县城给同村姑娘当伴娘时，被大户陈正明相中。陈家田地三千石，宅院五处，还收藏着二十多条德国造毛瑟步枪，日子殷实。外人只道她嫁了个斯文才子，却不知陈正明用枪也很娴熟。四年好景转瞬即逝，陈正明病逝，留下幼女与巨额家产。山里土匪闻讯而动，逼得程莲珍提枪自保，“双枪妹”的名号从此传开。
为了守住产业，程莲珍与国民党旧部罗绍铨结盟，并在其弟罗绍凡的撮合下再度成亲，势力迅速扩张。1949年冬贵州解放，1950年初春，土匪在雅羊寨召集三百多人准备夜袭县城。消息走漏，驻防连队连夜包围，激战两昼夜，土匪损失惨重。程莲珍趁乱突围，但从那以后，解放军在惠水、长顺的追剿几乎场场都有她的影子。
1951年10月，贵阳军分区组织六天合围，击毙罗绍铨，程莲珍与罗绍凡走散。她孤身潜入龙里县，数月未被发现。安顺军分区一位副司令员率部多次扑空，郁闷到主动请辞，上级这才意识到必须提升层级统筹。贵州军区随后抽调剿匪教导旅，并请川、滇两省警备部队支援，一张更细密的搜捕网在群山间铺开。
1953年3月初，侦察兵从当地农户口中获悉：龙里县平坡乡韦万书家娶了个外来的新媳妇，眉眼与通缉令上那人十分相似。14日清晨，搜捕分队化装成修水坝的小分队摸进院子，程莲珍正提水做早饭。班长递上水桶笑着搭话，她警觉地后退半步，手摸向腰间。下一秒，早已潜伏在窗外的战士扑了进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放下武器！”角落里那把象征她威名的双枪还没来得及抬起，就被利落缴获。傍晚运抵贵阳，消息像春雷一样炸响整个西南军区。
如何处置这位女匪首，引发多方争论。有人列举她多次参与抢粮、劫杀事实，主张严惩；也有人认为她劫掠大多为护产自保，且多次暗中放走被俘乡民，可争取感化。最终，贵州军区把难题报到西南军区。正好李达参谋长在北京述职，他把情况一并向毛主席汇报。
“主席，地方要求速决，怕夜长梦多。”李达在办公室里说得直白。毛主席却轻轻摇头：“孟获能七擒七纵，咱们为什么不行？一个女匪首，好好用，她能胜过千军万马的宣传。”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不能一擒就杀！”
遵照指示，李达回到贵阳，当众宣布对程莲珍予以暂缓审判，并安排专人宣讲政策。听到“释放”二字，她楞在原地，随后失声痛哭：“我一定补过！”几天后，程莲珍被送往惠水。州河岸边，她挨家挨户做工作：“国家给我条生路，你们也别再顽抗。”山洞里、竹林旁，她掏心窝子劝降，“枪一响，你们没退路；头一低，家人有活路。”短短一个月，22人携枪投案；对顽固匪徒，她领路配合部队端掉窝点，减少了无谓冲突。
事情不止于剿匪。程莲珍熟悉当地苗、布依各种方言，后来被安排参与土地复查、灾情统计，对复杂山寨情况掌握得比干部还细。1955年，贵州省总结改造经验时，她的材料被列入专卷，注明“剿匪战线的战果之一”。老区干部回忆：“那女人来了，寨老都服。”一句话，道出了毛主席决策背后的深意：以最小代价化解对立，把握人心，胜过多打几仗。
1960年代末，程莲珍调回龙里县，任合作社保管员。她从不讳言过去：“当年若非毛主席高抬贵手，我命没了。”逢人问起，她只强调一句——枪可以保家，也能误人。山里孩子听得入神，记住了“枪误人”三个字。
程莲珍晚年极少谈功劳，只在村口老槐树下晒太阳时偶尔感叹：“那年若是一刀下去，好多人怕是回不了家。”树影斑驳，风吹过叶声沙沙，无言却胜千言。毛主席的一句“不敢来个八擒八纵？”不仅改变一个人，也让西南剿匪少流了不少血，这在当时的动荡岁月里尤显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