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的一天深夜，南京城细雨绵绵，军区作战值班室的电话铃突然尖锐地响起，值班员一个激灵接起，话筒里传来许世友短促的命令声：“告诉老肖，马上去火车站，刘帅就到。”
消息瞬间传到副司令员肖永银宿舍，他外衣都顾不上扣齐就冲出门。二十分钟后，吉普停在南京西站，站台灯光昏黄，列车汽笛低沉，空气里是湿冷的铁锈味。
车门打开，刘伯承在警卫搀扶下缓缓踏下车梯。身形比当年清瘦许多，左手仍习惯性扶着大衣口袋，右眼的玻璃镜片在灯下反射出淡淡光点。肖永银上前一步，压低声音：“师长，辛苦了。”刘伯承只回了四个字：“老地方见。”
汽车驶向中山陵五号院，车厢里短暂沉默。刘伯承突然轻轻咳嗽，随后自嘲似的说：“脚不听使唤，给你们添麻烦。”肖永银摇头：“首长在，麻烦都值。”
院门合上，已经是凌晨一点。许世友披着军大衣迎出来，脚步生风，寒夜里一句“欢迎首长”简洁有力。简单寒暄后，他把钥匙交给肖永银：“这儿你盯着，刘帅什么都别操心。”
刘伯承住下后，最先叮嘱的是警卫排要减半，伙食照南京军区普通标准执行。第二天早餐，一碟镇江肴肉、一碗粥，刘帅夹了一块便放下筷子，转而询问部队野战抢修训练进展。他来南京，主要是想看装甲兵学校的实验状况。
上午十点，肖永银陪刘帅到坦克教导团。演示结束，刘伯承拄着手杖在草地上画箭头，反复推敲班组协同细节。现场干部见元帅讲得投入，纷纷掏笔记录。临走前，他把粉笔头递给团长：“战场上省一秒，就能多活一排人。”
夜里回到五号院，刘伯承倦意上涌，却执意召肖永银喝茶。炉火噼啪作响，两人隔着小方桌坐定。刘帅忽然问起三十三年前那封写给中央的信：“当时要是没交到，就没有今天的咱们。”肖永银略一沉吟，答道：“那封信交到了，也把我这条命交给了您。”
时间倒退到1937年7月，祁连山脚下的收容所，援西军司令部帐篷前，衣衫褴褛的肖永银递上那封信。刘伯承摘下眼镜，用袖口抹了把泪，随后对警卫低声交代：“给他们先弄口热汤。”那一刻，两人的关系从上下属变成生死与共。
抗战岁月里，刘伯承把课堂搬到战壕。肖永银回忆：论冲锋，自己胆大；论布阵，还是刘帅冷静。1947年汝河突围，野战军腹背受敌，刘伯承只说一句“狭路相逢勇者胜”，便让肖永银明白必须抢滩。那夜，十八旅鱼贯涉水，炮弹照亮河面，刘、邓随队过河，险些被卷入急流。
两年后西南战场，肖永银以十二军副军长身份围成都。李文兵团虚张声势，打着“求见刘司令员”的旗号拖延时间。肖永银冷笑，让34师夜袭九十军军部，一口气打垮七个军。俘虏押到指挥部，他只问一句：“还见不见刘司令？”对方低头不语，战局随即改写。
回到1970年，刘伯承每天上午研读训练日志，下午在院子里踱步。许世友担心他寂寞，安排各兵种首长轮流汇报，刘帅却多次谢绝，只对肖永银说：“文件我看过，别浪费人家时间。”于是，院里门铃常常一天只响一次——肖永银带着两只斑鸠、一小坛镇江醋溜笋干走进来。
晚饭后，两人常谈起部队现代化。刘伯承坚持：“机械化不只是装备，更是指挥习惯。”肖永银点头，却提醒南京水网密布，坦克纵队机动不易。刘帅露出赞许的神情：“所以要练跨河渡口。”
驻南京三月，刘伯承身体出现反复，医嘱要回京治疗。临行那晚，他让警卫去请肖永银。灯光微弱，他从床头抽出一张折痕累累的纸条，上面写着新式合成旅编制设想。“这东西留给你，能用就用，不能用就烧掉。”语气平淡，却透出倔强。
1986年1月，刘伯承病危。肖永银赶到北京301医院，病房里消毒水气味刺鼻。肖永银俯身喊：“师长，我来看您。”刘帅无力言语，抬手轻拍他袖口。整整半小时，两人一动不动，一位老护士悄悄红了眼眶。
同年10月，元帅离世。家属整理治丧名单时，汪荣华突然注意到没有肖永银，立即补上电话。肖永银深夜抵京，守灵厅里，他军帽未摘便向灵柩深深三躬，随后跪地哽咽：“来迟了。”
追悼会结束，他又回南京。中山陵大道梧桐叶飘落，五号院门前的岗哨依旧挺立。院内餐桌上，仍摆着那只旧搪瓷碗，碗沿微微豁口——当年刘伯承夹过最后一块肴肉时，不小心碰出的缺口，谁也没舍得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