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春前夜，苏南的风仍带着刺骨寒意。就在二月上旬，中央专列自北向南驶入南京站，列车车轮撞击铁轨的节奏和江面汽笛声交织，宣告一次关乎国计民生的考察正式展开。
这趟南下从沪宁线上陆续停靠，行程排得很紧。毛主席此行最关心两件事：其一，战后恢复情况是否跟得上中央计划；其二，城乡货币流通是否平稳。南京只是第一站，但从这里能摸到华东经济的“脉象”，他想亲自把一只手按在这根大动脉上。
省委提前把西康路33号后院那幢两层小洋楼清了出来。柯庆施忙前忙后，连窗缝都仔细贴了绒条保温。杨尚昆、罗瑞卿随行，安全、秘书、警卫各有队形。到站那一刻，陈毅、谭震林都在月台迎着寒风；夜色里，檐角残雪映得军大衣一抖一抖。
有人心疼首长劳顿。谭震林压低嗓门劝：“主席，路程远，天又冷，留在北京打几个电话就行。”毛主席搓了搓手背，没有多话，只甩下一句：“泥土冷不冷，要踩了才知道。”
第二天早晨，众人先去了中山陵。山风绞着松涛，人群簇拥，口号声几乎把台阶震得嗡嗡作响。原定下午再赴雨花台，罗瑞卿评估现场轨迹，担心安全，劝主席留步。毛主席点头，临时改去紫金山天文台。行程调整，但调查主题没变——凡涉及民生，必须现场取样。
紧接着，专列继续南下。苏州、无锡沿线的地方干部轮流上车汇报。就在苏州站短暂停车期间，市委书记刘中提到一个数字：最近储蓄出现下滑。原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引来了主席的眉头一皱。公开数据背后是否有情绪波动？是群众手头紧，还是对银行信心不足？他当场记进了笔记本。
列车夜行，车厢顶灯昏黄。简单饭后，毛主席把几位老熟人叫来谈谈：罗瑞卿、杨尚昆，再加上“谭老板”谭震林。三人围着一张小折桌，铁轨低吟像鼓点。
主席突然抬头：“大家都把家底亮亮，银行里各存多少？”语气平静，却像探照灯。罗瑞卿笑答：“十块。”杨尚昆接茬：“我八块。”
随后那目光落到谭震林身上。“谭老板，你可别藏着掖着。”毛主席故意带了半分打趣。谭震林摸了摸后脑，憨憨一笑：“多了点，三十几块。”一句话，引得车厢里哄然。毛主席拍了拍桌面，笑骂“富农”，又认真补了一句：“群众爱不爱存钱，不光看利率，也看干部的表率。”现场瞬间安静——玩笑背后，其实是警示。
“谭老板”这称呼，不是一天炼成。时间往回拨到1941年，谭震林奉命从皖南赶赴东路，任务是拉起队伍建立根据地。为蒙混日伪哨卡，他索性换上雪白衬衣、背带西裤，外罩长衫，再扣顶铜盆帽。同行几名健壮警卫摇身成“伙计”，一行人就像典型江南绸布行掌柜。常州站查证时，日伪军盯着他的“良民证”半天无疑。到达根据地后，这出戏在部队里被传得神乎其神，“上面来个真老板”便这样叫开。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第一次听说后也觉得贴切。战火纷飞，“老板”得自负盈亏，决断利害；战区也是生意场，亏本就要赔血。谭震林做事爽利，还肯替下级撑腰，“谭老板”遂成顶头称号，一直沿用到1953年的列车夜谈。
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这趟视察持续近两个月。毛主席沿途反复强调储蓄、物价、征购三件事要拧成绳：银行钱袋必须鼓起来，粮食仓廪不能空，工业原料运输要跟得上。眼看春耕临近，决策层需要一张清晰的收支表。谭震林回到华东局后，照章把“首长一问”做成内部简报，督促各地宣传银行信用，推行职工工资按月领取、余钱直接存入的做法。随后一年，江苏、浙江储蓄额攀升两成，这段插曲后来被档案室标注为“1953年二月列车座谈”。
1954年，谭震林调往中南海，任中央副秘书长；再过三年，到湖南主持工作。有一次田家英忍不住问他：“老板名号哪来的？”谭震林只笑不答。李友九在旁边插话：“他办事像撑伞，不只顾自己头顶，还把伞骨撑向别人。”
1959年，毛主席在杭州刘庄召见谭震林，开门见山就说：“还是那句老话，谭老板风格别丢。”十几分钟谈农田水利，谈粮棉油轮作制度，语速极快，秘书几乎来不及记录。
时间往前赶到1976年9月9日凌晨，广播里传来噩耗。时年七十四岁的谭震林坐在北京医院病房，倏地捶床，呜咽失声。护士回忆，那一夜整栋楼灯火不灭。七年之后，1983年9月30日，老“老板”自己也撒手人寰。治丧会上，战友们不约而同提到1953年的那声玩笑——“你到底在银行存了多少钱？”一句轻松调侃，却见证了干部与百姓同息同脉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