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深冬的午后，北京西郊的书房里，83岁的钱学森合上泛黄的工作日志，神情凝重地对身边助手轻声说了一句：“如果当年不是老彭催得紧，中国导弹恐怕还得往后拖。”一句似乎随口的感慨，把旁人拉回到30年前那些紧张而又炽热的岁月。
时间拨到1955年2月21日。钱学森刚刚结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考察，火车抵达北京南站。还没来得及换下厚呢大衣，陈赓便带他直奔西长安街国防部办公厅。那天办公室里炉火正旺，身着呢制服的彭德怀开门见山：“小钱，先来一支射程五百公里的导弹行不行？”语速很快，几乎不给对方喘息。钱学森略一沉吟，道出实情：最少五年、需要上万名科研技术人员、还要若干关键设备和材料。彭德怀抬手在桌面重重一拍，“行，就按你说的干！”
彭德怀的急切并非空穴来风。1952年11月，他在朝鲜前线亲眼目睹美军“榴弹加空中火力”的密集打击，志愿军阵地瞬间被翻成焦土。夜色里，残破头盔映着火光，那种无力感钻心刻骨。回国后，他常对身边人嘟囔：“咱不能再让小兵用胸膛扛飞机。”此后所有与导弹、原子弹有关的文件，他批得最快，批语也最硬：“照办”“马上”“限期”。
1956年1月中旬，总政礼堂灯火通明，三百多位军政高干坐得满满当当。讲台上，钱学森用粉笔写下“推力”“比冲”几个大字，声线略带沙哑却掷地有声。台下的彭德怀双臂抱胸，听得投入，不时侧头与身旁的聂荣臻低语。演讲结束，彭德怀快步上前，只说了一句：“缺什么就列清单。”随后便指着桌上的电铃，要秘书连夜拟文，上报中央。
同年5月，中央最终拍板成立第五研究院，聂荣臻总负责，钱学森抓技术，资金由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双轨保障。最棘手的是测试基地。1958年初春，彭德怀让王尚荣、陈锡联陪同苏联顾问三架军机，从山海关一路向北，一连看了六处荒原。数周后，他将“内蒙古五原—额济纳一线”圈出红线，“荒”“僻”“天宽地阔”三个字写在边角，理由直白：可以尽情试炸，不惊扰百姓。
然而，事情并不总是顺风。1959年6月20日，苏联扣下原定交付的R-2导弹全套图纸，并撤走1400多名专家。聂荣臻脸色铁青，把电报摔在桌面。彭德怀却只是把双手背在身后，低头踱步两圈，然后简短地说：“他们走了正好，咱自己练胆。”接着转身吩咐作战部：“所有技术兵团依旧照计划北上，缺口让高校顶上。”
那年七月，庐山会议爆发争论，彭德怀被撤销国防部长职务。临别前夜，他把厚厚一沓导弹工程进展表交到聂荣臻手里，只说一句：“你替我盯着。”此后，他再没机会踏进试验场一步。1960年年底，五原靶场首次完成靶弹飞行试验，消息通过绝密电话线传到北京西山指挥所。聂荣臻放下话筒，对身边人叹了口气：“老彭若能亲眼看见就好了。”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沙漠深处升起一团巨大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钱学森当天就在靶场数据室，他快速翻看探空火箭回传的压力曲线，确认一切符合预估。夜里，灯火昏黄，他在备忘录空白处写下一行字：“首功该属彭总。”随后又划掉，改成简短的代号——“某人”。
1966年10月27日，中国首枚装载实弹的中近程导弹直插蓝天，在戈壁上空准确引爆。数据链路里传来清晰的震波曲线，那十分钟被军事科学院后人称作“极夜惊雷”。周恩来到电报室，只问一句：“成功？”得到肯定回答后，他沉默片刻，说道：“告诉钱老，立刻做下一步方案。”一旁的工作人员记得，他没提彭德怀，但把刚刚沏好的绿茶推到窗前，望向夜空许久。
1978年改革春风新起，钱学森受命创办系统工程学会。一次内部座谈上，有青年学者问：“您觉得是谁最早看准了导弹的重要性？”老人停顿几秒，抬头答道：“那是彭德怀。他急，是因为在朝鲜他尝过被动挨轰的滋味。”简单一句，会议室里一阵静默。
回到1985年的那个冬夜，助手忍不住又问：“彭总当年若没被撤职，会怎样？”钱学森摇头：“历史没有如果，只能说，他把火种交给了我们。”窗外北风呜咽，枯枝扫过窗台，老人的话语却如清晰的记忆，在空气里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