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5日清晨，川西平原雾气未散，临时刑场外的白杨叶被寒风吹得作响。押解车停下，37岁的冉益智被两名士兵押出车门，他脚步踉跄，却突然扬声：“我自己走！”这一瞬间，把看守吓了一跳。
几分钟前，他还在车里喃喃计算生还的可能。短短四年间，他从重庆市委副书记跌成人人喊打的“化骨龙”，又被国民党视作废棋。困兽犹斗的滋味，他比谁都清楚。
回溯到1948年4月，重庆街头战云密布。解放军在陕北、山东节节胜利，蒋介石的复兴社、西南行辕却忙着“清剿共产党余孽”。就在这时，《挺进报》案爆出，特务徐远举摸到了刘国定、冉益智的行踪。抓捕地点其实荒诞——北碚公园外的一家小饭馆。冉益智刚端起碗，还没来得及吃第一口酸辣粉，就被扣上了麻绳。
绳索勒得生疼，他当场低声求饶，“我说，只要不打。”此后数日，他把自己熟记的组织架构、联络暗号、通信网点倾泻给了特务。档案显示，仅他一人供出的党员名单就超过八十人。渣滓洞、白公馆开始人满为患，江竹筠、李青林、雷震等十余名骨干先后落网。
有人纳闷，一个混迹国民党十多年的书生，为何能爬到重庆市委副书记的位置？1936年他在酉阳做国民党刊物主编时，因“王派”“蔡派”纠葛被捕，后靠关系脱身。出狱后国民党不再信任他，他又通过同乡介绍接触地下党。组织上看他能写会说、熟悉敌情，便吸收为候补党员。
然而这位“秀才”性格圆滑，爱穿长衫去歌乐山茶楼听川戏，还嗜好夜宵。同志们形容他：人前口若悬河，人后却总问“万一被捕该怎么办”。1947年川东武装起义筹备时，冉益智出力不多，却天天催要经费。有人劝他收敛，他笑道：“干革命也要吃饭不是？”
到了1949年夏，解放战争大势已定。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部腾出几间黑房子，专门关押“叛徒管制对象”。刘国定和冉益智这对昔日的上下级就被塞进里头。特务发现他们已无利用价值，干脆多次将两人转押，企图“就地解决”，结果忙中出错，让冉益智在街口逃脱。
逃脱那晚，他穿着士兵旧棉衣，蹿到北碚岳父家。岳父见他面黄肌瘦，劝他赶紧隐姓埋名，他却隔三差五进城探消息，想找回“组织”。但重庆解放后，街头巷尾都是“举手不杀”的布告，他没勇气自首，终在中华路德胜大戏院被李修凯一嗓子点了名：“大叛徒冉益智！”
审讯记录里有一句插曲。公安干警问：“你为何临阵脱逃后又喊共产党万岁？”冉益智低头答：“国民党不要我了，我想求条生路。”这番话证实了一个事实：对投机分子来说，立场从来是可以标价的。
1950年10月27日，他被正式批捕。公审大会上，江姐牺牲的幸存者丁长发站出来指认：“要不是他供词，我们不会被推上老虎凳！”台下嘘声如潮。宣布死刑那刻，冉益智脸色煞白，又强装镇定向看守说：“能给我留封信纸吗？我想给儿子写信，告诉他别走爸爸的路。”看守默不作声，把纸塞给他。
刑场上最后的呼喊，的确是“共产党万岁”。有人猜测，这是他想留给历史的悔恨标记；也有人说，这是求生本能的绝望呐喊。无论哪一种，他的生命在枪声中画上句点。
关于家属的境遇，档案只记下简短一行：其子冉某，1953年因“家庭成分”问题未获录用。多年以后，他搬出红岩村拐角处老屋，靠修钟表度日。旁人提起父亲，他总摆手，“那是他的债，我偿不起。”
梳理这段往事，不难发现三条线索：一是敌特破坏的疯狂程度，二是地下党员的钢铁意志，三是投机者的摇摆本性。冉益智把自己从组织的盾牌变成匕首，结果被敌人当作一次性工具；而他出卖的同志，许多人在歌乐山刑场前仍高唱“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对比之下，忠诚与背叛的分量高下立判。
历史细节也提醒世人：地下斗争时期，组织情报保密的重要性远超想象。冉益智、刘国定相继叛变，决口处恰在“日常琐事”与“人情往来”之间，看似微不足道，却足以酿成惨祸。
至于那句“共产党万岁”，究竟是信仰回光返照，还是求生本能？答案并不影响结局。1949年《人民日报》曾刊文：“革命不会因个人软弱而停步。”这一评语，用在冉益智身上，再贴切不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