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春的一个下午，北京西皇城根的行道树还没抽芽。61岁的李逸民和58岁的欧阳毅并肩走在安静的小路上，他们都暂住在组织部招待所，等待新的调令。迎面出现的罗瑞卿一身呢子大衣，步子很快。几句话寒暄之后，李逸民忽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公安部政治部还没人吧？让我和欧阳去帮忙可行？”罗瑞卿愣了一下，随即一拍李逸民的胳膊，“那就这么定了！”一句话，定下了两位老黄埔生今后十年的工作方向。看似随意，其实是三个人在硝烟中积累的互信使然。
李逸民此时头发斑白，身体并不算强健，但在党内谈资里，他的名字常伴着“坐牢十年”“黄埔第四期”“少见没解放勋章的将军”等词汇。一生起伏，倒像是被风浪扔来抛去的小船，却总能靠岸。追溯到1921年，他还是浙江龙泉县一个普通乡村教师的儿子，考进杭州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时并不知“革命”到底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外面世界很大”。
1922年冬，他拿着微薄路费去了上海大学。那座由陈独秀、邵力子筹办的校园，让他第一次听到马克思的名字。课堂上流传一句俏皮话：“田汉写剧本，恽代英写讲义，毛泽东写大纲。”这些“新鲜口号”在年轻学子中像火苗一样蹿开，李逸民也被点燃。1925年“五卅惨案”让上海街头呐喊声不绝于耳，他跟着同学上街，刚回宿舍就被党支部推荐，携介绍信奔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黄埔四期录取两千余人，分成两团。新生刚熟悉队列，第二次东征就打响。学员们还没习惯着军装就登船出发，李逸民在潮湿闷热的甲板上写下第一篇战地日记：“若不前行，此生无光。”凭借这股冲劲，他被批准入党。毕业后留校任《黄埔校刊》编辑，每晚写稿到深夜，天一亮又带学生做政治课，这段时间练就他让人信服的口才。
可接下来的意外重挫几乎截断他的前程。1928年春，他在上海法租界为地下党联络工运时，被英租界巡捕抓获。身份迟迟没被查清，却因一纸空洞的“军事犯罪”判无期徒刑，先是漕河泾，后是苏州、南京两座军人监狱。潮湿阴暗、老鼠爬到脚背那种环境，被关过的人才知道。李逸民却照样组织狱中党支部，“罢饭”“争取看报”一次次挤压看守的神经。1930年春，他因策动绝食被摁在柱子上杖击，脊背皮开肉绽，昏过去前嘴里仍在喊“斗争不停”。
日子一晃十年。期间他偷偷在纸袋背面画红军长征线路图，又被没收毒打。有人问他怕不怕，他淡淡答一句：“怕就不来干这个了。”1937年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延安方面多方营救，大批政治犯获释。那年冬天，他终于踏上枕戈待旦的窑洞小道，延安的窑洞烛光让他“重新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
抗大总部安排他任政治教员，随后兼党务科长、三分校政治部主任。十年囚禁带来的身体伤痕并未磨蚀头脑，他讲马列经典时，常举自己狱中斗争的例子：“人在暗处，理想在亮处。”教室里，学员们听得目不转睛。抗战中后期，他被调中央社教部，后又任西北公学副校长，培养大批情报、财经骨干。虽然他心里始终惦记前线，但组织根据实际情况更需要他在后方。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党中央为接管东北提前做准备。延安院内的一次夜谈，李克农拿着地图告诉李逸民：“带二百名军事干部、一百名政工干部去承德。”李逸民二话不说整队北上。可到承德后战略有变，他留下负责警备，随后被罗瑞卿调到冀热辽军区担任宣传部长，再到北平军调部执行二十六组出任代表，被授上校军衔，专门同美军联络。谈判桌上，他擅长抓对手话锋，一度让美国顾问直夸“这位先生的英语比战场还厉害”。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他转战东北后方，接连做建设厅长、财经委秘书长。炉火正旺的三年 ——油料、钢材、粮食、木材都从他手里调拨出去，支撑林彪、罗荣桓在辽沈战役后大踏步南下。有人打趣：“这位不像军人，更像家底殷实的管家。”李逸民只笑笑，心里清楚：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949年10月1日，北京城礼炮响，他却险些错过天安门观礼，因为工作调令还没最后定。周总理看重他的财经特长，请他做秘书，他自觉不合适婉拒。于是有了1951年的那场散步，从地方岗转向公安序列，李逸民终于进入“军队编制”轨道。1952年定级正军，1955年授衔少将。那一年，他51岁，军装袖口银星闪亮，却缺了“解放勋章”。按规定，解放勋章授给解放战争营团以上干部，他在地方工作，自然无缘。有人私下替他鸣不平，他摆手：“同窗欧阳都中将了，我少将够用了。想想那些牺牲的兄弟，再高的肩章也唤不回。”
晚年他常用一句话勉励年轻公安干部：“枪栓再紧，也要守得住良知。”1982年6月5日，李逸民溘然长逝，终年七十八岁。这位曾被暗牢与伤病反复折磨的老黄埔生，最终把一生定格在“革命干部”这一行当上。曾经的随口一句“到你那儿上班好不好”，像钉子一样留在史册，见证了数十年生死交情，也见证了他与共和国之间那根无法割裂的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