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初的重庆，骡马甫息，红岩村已沉进夜色。八路军办事处的几盏昏灯下，一群值班人员不停进出，屋里的老人高烧不退，气息紊乱。
躺在木床上的周劭纲拉住邓颖超的袖口，声音嘶哑却固执：“小超，我儿子呢？怎么还不来看我？”一句话刚落，又重复一次。邓颖超伏在他耳边轻声应道：“恩来出差在外，一回来就见您。”这句宽慰的话，她连着说了三天。
周恩来其实并不在外地。几公里外的中央医院，他正为小肠疝气接受手术后的观察，医生再三叮嘱必须卧床静养。邓颖超与办事处商量，决定两头隐瞒——怕父亲为儿子揪心，也怕周恩来因噩耗加重病情。
父子情深，绝非一夕铺就。1890年代，绍兴周氏的少年周劭纲考场失利，家族凑银捐了个正六品“主事”的官身，让他在地方衙门谋个差事。官儿虽小，但能糊口，又让他有余力接济族亲。
1900年左右，这位温和书吏携新婚妻子万十二姑赴淮安，长子周恩来由此降生。万氏开朗豪爽；不久后，因家族过继，守寡的陈氏成了孩子的嗣母，静雅温厚。双重母性，一里一外，塑成周恩来外圆内静的性格雏形。
1907、1908年间，生母与嗣母相继病逝。周劭纲奔波谋生无暇照看，幼年的周恩来几成孤雏，幸而万氏留下的豁达与陈氏遗存的典籍仍伴身旁。十二三岁，他已能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父亲不但未阻拦，还暗暗欣慰。
东北、天津、南开，学费大半靠家族集资与父亲薄俸添补。纸鸢线般，一头牵着海河边的学生运动，一头连着吉林县衙里的幕吏父亲。1927年春，上海白色恐怖蔓延，周劭纲冒险抵沪，陪儿子持续了最危险的几周，“要是他出事，我也不走”，老人后来回忆，那年自己五十九岁。
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办事处在汉口挂牌，父子再度团聚。老人不肯闲着，烧水、抄名单、看门，什么琐事都抢着做。工作人员笑称：“老爷子是我们的义务勤务兵。”迁至重庆后，山城湿热，老人仍在门口值夜；周恩来凌晨归来，他递上一杯温水，少言寡语，只谈家乡竹笋和江南梅雨。
1942年7月9日，邓颖超发出一封加急信，简短通报老人生病。信件当晚送到医院，周恩来在病床上回信，首句写下“万分不放心”，接着详细叮嘱饮食与卧位。就在同一夜，红岩的灯火黯淡，周劭纲病逝，享年六十七岁。
三天后，真相传到病榻，周恩来挣扎下床连夜赶回。灵堂前，他把手按在棺盖，声音颤抖：“让您久等了。”转身便质问邓颖超：“怎么能瞒我？”董必武在旁轻声解释：“是组织为了你的身体。”他不再多言，只抹去泪水守灵。
讣告登在7月15日的《新华日报》，篇幅不大，落款“恩来、颖超”四字。外界见到的悼词寥寥，真实的思念却被周恩来藏进随身小皮夹。1976年春，邓颖超将那只磨损的皮夹递给周秉德，夹层里有一张泛黄相片，背面潦草四字：“爹爹遗像。”静物无声，却胜过千言万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