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正月初三的凌晨三点，珠江畔笼着薄雾，广州市公安局灯火通明。值班参谋把一份刚译好的密电摊在桌上，几名干警围读片刻后，一致认定：国民党“保密局”正在酝酿一次针对省、市两级首长的行动，行刺目标直指叶剑英。恶意已至门口，而一周前，叶剑英还在市政会议上规划东堤加固方案，语气平静得像在谈论家常。形势紧迫，电文很快被转往北京。
时间往回拨六个月。1949年7月，中南海菊香书屋。叶剑英应召进门，才落座，毛泽东递烟的手略停片刻，说道：“剑英，北平已稳，你得南下。”一句话点破广东特殊性：邻海通外、匪患频仍、民情复杂。叶剑英没推辞，当场表态愿回乡挑担。他是梅县人，对岭南风土门门在行；更关键，他在接管北平时练就一套温和而高效的“军管—民政”衔接办法。毛泽东接着提醒：“那里兵荒马乱，你要格外留神。”短短谈话，南下基调已定。
8月1日，叶剑英率工作组从石家庄登车。沿线城市不断传来好消息：衡阳、南昌、汕头相继解放。队伍抵达韶关时，形势陡转。原守广州的余汉谋甩下15万兵力东逃，特务组织却阴魂未散。叶剑英判断：军事上八九月可解决，但社会面稳定更难。于是抵达广州第一天，他就把“接管”与“建设”并列，不肯厚此薄彼。
10月14日清晨，人民解放军入城，广州市民在大新路自发夹道欢迎。下午三点，叶剑英到省政府旧址贴出第一张布告：保护工商、整顿金融、稳定物价。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布置粮食接管、疏港卸货、重建电网三件要事，环节衔接到小时。有人后来回忆：“广州那时像换了颗心脏，血液一下子通畅。”
繁忙背后危机却渐显。1950年春节前夕，保密局特务头目黄强武潜入北京路，以舞厅“红棉”作联络点，暗地搜集叶剑英行程。短短十天，他们攒出两套剧本：炸珠江轮，或在西园酒家下毒。陈星群负责进入厨房，郭禄伺机安放炸弹。表面看滴水不漏，真正破绽却来自同伙心理。钟嘉出身清寒，见广州半年间治安大好，心中天平悄悄倾斜。最终，他敲开公安局门，一口气说出全部计划。案情汇总后，市公安局连夜上呈华南分局，再经电台报至中南海。
2月2日中午，毛泽东拿到简报。“一定要保剑英安全”八个字挥就，随后又补打一封加急电报：“注意安全，不要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封电报傍晚送到叶剑英手中。会后，他和几位秘书交换意见，只留下两句话：“主席关心，咱更要沉住气。警惕是第一条，工作也不能耽误。”如此回电，言简意赅。
公安部旋即派政治保卫局侦查处长李广祥南下。广州市面迅速出现一道新风景：每条主干道两端设置路检，码头仓库增设岗哨，夜间巡逻加倍。群众配合度高，提供线索百余件。三月初，黄强武、梁中华等凶手悉数落网，炸药、手榴弹被缴出一整箱。嫌犯从押解车下来时，街边不少摊贩指着他们骂，情绪之激动超出意料。
然而暗潮并未完全平息。五月的一个下午，叶剑英在迎宾馆参加归国干部茶叙，忽闻院墙外爆炸声。碎石四散，幸好无人员伤亡。又过几日，他车队转入东山，前方一辆卡车突然减速，帆布掀开，枪口探出。警卫小李大喊“低头”，连开三枪迫退对方。事后清点，车体中弹十数处。叶剑英拍拍弹孔，半开玩笑：“这点准头，不够格。”一句轻描淡写，把紧张气氛卸去八成。
随后两个月，公安机关展开“拔钉”行动：内部瓦解，加上外围围捕，广州特务网迅速崩塌。毛人凤再想插手，已难觅落脚点。华南大局趋稳，毛泽东收到汇报，只批复两字：“很好。”
安全获得保障，建设节奏随之提速。市政工程处修复自来水管网，电力公司重启火力机组，沿江防洪堤段全线加固。工商界信心恢复，银行同业公会主动配合货币整顿。叶剑英几乎天天往基层跑，珠江轮也被他留了下来，改装为流动办公船，方便查堤、勘港。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赴京作广东工作汇报，坦言“城乡矛盾、华侨经济、民族资本”三块要细调，“尾巴要夹紧”是自我提醒，也是对整个华南干部的警示。毛泽东听完发言，说了六个字：“调得好，干下去。”
四年后，广东经济指标翻番，华侨资金流入成倍增加。叶剑英卸任南粤职务，返京出任更高岗位。有人问他当年暗杀风波是否后怕，他淡淡一句：“群众护住了我，还怕什么？”粤语口音掺着北方腔，话音不重，却透着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