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初春，湘江水面还带着残冬的寒意，湖南大学新学期注册的队伍却排到岳麓山脚。校长李达穿过人群，心里琢磨一件事：这所百年学府的牌匾，是否该换上毛泽东的名字？他决定把想法如实呈报中央。
追溯李达的来路，要回到1920年秋。那一年，他携《什么叫社会主义》手稿从东京归国，先在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筹备建党，又给远在长沙经营文化书社的毛泽东寄去密信，约定共赴“南湖之约”。嘉兴船舱里通过的十二条决议，李达一字未漏地抄下保存，因此被毛泽东笑称“党的记录员”。
抗战爆发后，李达辗转汉口、重庆、北平，讲授辩证唯物论。躲警报时，他常揣着未写完的《社会学大纲》草稿钻防空洞。1941年重庆一次空袭，他抱着书稿冒火跑出课堂，学生们看呆了，有人问：“先生，命要紧吧？”李达拍拍灰，“书也是命。”这话后来传到延安，毛泽东批在电报边：“此人可用。”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的枪声尚未彻底平息，毛泽东就在香山给华南局发电：护送李达北上。老友重逢那天晚上，两人交谈到子夜。李达谈及自己多年遭特务监视，毛泽东听完只是点烟：“过去的事翻篇，眼前是新中国。”李达说：“我想回湖南，再办一所真正的人民大学。”毛泽东回答：“极好，你熟那片水土。”
同年秋，李达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校园里的五间教室尚未修复，筹款凭的是他在学界几十年的信誉。1951年底教学基本步入正轨，李达起草报告，建议学校更名“毛泽东大学”。他的理由很直接：一、毛主席出身湖南；二、新中国需要一所“红色旗帜”的大学；三、可以激励青年追随马克思主义。
报告送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完，批示只有一句：“不取。”随后又添了八个字：“岳麓有史，慎勿轻改。”意思再清楚不过——历史悠远，不能因个人声名取代。“毛泽东”三个字该写在革命里，而非校门檐上。
李达接到回电，默然良久。他并未灰心，反而把批示当成教材，召集教职工讨论大学精神。他说：“领袖拒绝以名示人，我们更应以学问服人。”会后，一批青年教师自愿到湘西、湘南调研农村经济；马栏山实验农场便是在那时奠基。
有意思的是，改名被否的风声传出，长沙茶馆里议论四起。有人揶揄李达“碰了钉子”，李达笑对同僚：“钉子也是钢，钢能炼人。”不久，他把校训确定为“实事求是，敢为人先”，镌刻在岳麓书院原有碑座旁，与“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并立。
1953年夏，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院长会议，李达带去湖南大学学生自制的《地方工业统计表》。周恩来总理翻看许久，说：“这是毛主席不让改名的好处，老校长没有沾光，却让学生沾了学问的光。”一句玩笑，引来满堂会心的笑声。
至此，更名一事尘埃落定。湖南大学继续沿用旧名，而毛泽东的影响力则在课堂、在实验田、在学生的笔记本里流动。李达晚年回忆这段插曲时，只说了两句：“名字留给历史。活人要干事。”他说完抿茶不语，山窗外，湘江水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