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2月15日晚，东京NHK大厅里灯光璀璨，三万观众高喊“Teresa”的名字。返场曲刚起，舞台中央的邓丽君握麦微微侧身，短暂捂住胸口，随后示意乐队停下。观众只当她是礼貌鞠躬，谁也没想到，这是一次严重的气促预警。
那天深夜，助理扶她回到酒店，制氧机嗡嗡作响。她苦笑着说：“这口气啊，越唱越贵。”没人听得出玩笑里的无奈，却在八年后明白了它的分量——1995年5月8日，泰国清迈，一记突发性的哮喘发作带走了这位歌坛巨星。
同一时刻，台北郊外，赵素桂握着电话，得知噩耗后沉默良久。亲友的哭声此起彼伏，她却只是抬头，轻声说了八个字：“丽君走得是时候。”这句话在日后被反复追问。为何是“时候到了”？要解释清楚，得把时间拨回到1953年夏天。
那年七月，台湾云林的破旧眷村迎来一个女婴。邓家已有三个男孩，生活拮据，本想再添子女就送人抚养。可当母亲抱起这粉嘟嘟的小家伙，泪水落在襁褓上，谁也开不了口。女婴被取名“丽筠”，寄望一生优雅似竹。从那一刻起，赵素桂决定拼命护她周全。
家里钱不够，母亲给街坊缝衣赚零用。六岁时，小丽君在军营慰问演出，一曲《小白船》婉转动人，连老兵都听得红了眼。母亲察觉女儿有天赋，咬牙卖掉私藏的金戒，给她报了二胡课。老师又把她推去歌唱训练班，十一岁就凭《采红菱》拿下金马唱赛冠军。
人群的掌声带来真金白银。1967年，她签进《每日一星》，月入六千到八千新台币，已能独撑一家。那时同龄孩子还背着书包上学，她已随母亲穿梭各地歌厅。大幕拉开，女孩娇俏转身，一声“各位先生，晚上好”，便是全家的烟火气。
风光背后是高负荷。邓丽君九岁患上支气管哮喘，每逢换季便咳到脸白唇紫。母亲守在床头，熬洋参粥、学刮痧，甚至请来民间偏方，才把女儿从一次次窒息边缘拽回。可这病像影子，一辈子不肯离开。
1973年，她只身闯入日本歌坛。异国他乡，语言不通，饮食难适，压力巨大。赵素桂随后抵达东京，买菜、煲汤、背单词，寸步不离。唱片榜单上冲到第一的欢呼，常被宾馆病房的咳嗽声掩盖。母亲见女儿夜夜用雾化器，心疼却只能在佛珠上悄悄打结。
情感世界同样坎坷。十八岁时，她爱上马来西亚企业家林振发，两人订下婚约。事业高峰逼得她东奔西唱，分离成了常态。1981年，林振发猝死心脏病。她伏在墓前失声痛哭，喊着他的名字。那一夜，母亲在旁陪她哭到天亮。
随后与成龙的短暂交往，以性格不合告终。再往后，郭孔丞的豪门恋情被长辈叫停；媒体追问时，她一句“不要逼我出嫁嘛”让无数人唏嘘。赵素桂暗暗担心：女儿拿世界当舞台，却始终找不到归宿。
身体的警报越来越急。1987年后，她患上肾病，需要长期服用激素。激素导致浮肿，声音沙哑，她只好在演唱会上用“半真半假”的假声维持水准。医生劝她休息，她回一句：“观众买了票，总得有人唱吧。”看似轻描淡写，其实透支严重。
1994年春，她带年仅二十岁的男友保罗去泰国散心。赵素桂听电话里女儿的笑声，既欣慰又惦念。“妈，这边风景真好，下次一起过来。”电话那端浪声隐隐。母亲没再多说，只提醒记得备用吸入器。
1995年5月8日下午，清迈闷热，空气潮湿。邓丽君突发剧烈哮喘，随身药罐已被用空。酒店大堂的急救延误了最佳时机，17点07分，她停止呼吸，终年42岁。
消息传到台北，歌迷痛哭失声。赵素桂却像突然老了十岁，仍坚持不让工作人员扶。她看着窗外，低声说出那句被无数人记住的话。道理其实简单：女儿数年沉疴，频频眩晕、浮肿、失声，每一次发作都可能更凶险；与其在病榻上慢慢凋零，不如在最美的记忆里谢幕。母亲的心疼，被岁月打磨成克制的平静。
葬礼上，港台乐坛几乎倾巢而出。现场响起《但愿人长久》，男歌迷们眼眶红了，也有人轻声哼唱《在水一方》。那一刻，没有闪光灯的喧哗，只剩歌声和怀念。人们这才真正理解，赵素桂那一句“走得是时候”背后的沉重——她替女儿做了最后一次选择：体面离场，好过漫长煎熬。
邓丽君留下的五百多首录音，跨越了十几种方言与语言。二十世纪末的大街小巷，留声机、电台、录像厅都回荡着她的音色。她没有等到婚礼，却把情歌唱到了全球。她短暂的一生，也是华语流行音乐迈向世界的注脚。岁月更迭，黑胶唱片逐渐泛黄，可针尖落下时，那熟悉的旋律依旧清澈——仿佛清迈五月的空气，从不曾停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