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凌晨，准备迎接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南海上空炸成火球，这桩震动世界的空中破坏案让中南海里所有人都对“飞”多了几分忌惮。那一天之后，中央首长外出基本都坐火车，速度慢一点，好歹心安。可仅仅一年后，毛泽东改变了这一“惯例”。
1956年4月，北京西郊机场的停机坪上站着空军司令刘亚楼，他的眉头皱成了川字。理由很简单：毛泽东突然提出去广州调研要坐飞机，还强调必须是中国飞行员驾驶。刘亚楼拗不过，只能把独立第三团团长胡萍叫到身边。胡萍是王牌，14岁参加革命，飞行时数当时在空军排前三，“这活儿给你，能不能顶？”刘亚楼压低嗓门问。胡萍胸口一挺，“保证完成任务！”短短一句话，给了司令员一点底气。
5月3日一早，北京碧空如洗，两架苏制-2螺旋桨运输机并排停放。机务人员把螺栓一颗一颗重新紧固，连机舱门的铰链都抹了油。毛泽东穿灰色中山装、脚蹬黑布鞋走来，第一件事不是登机，而是同每位乘员握手，还问了年龄。“你们真年轻。”他笑着说。随后飞机起飞，保持在2700米高度，时速220公里。航程漫长，机舱里既没有增压也没有氧气，气流一来就乱颠。同行的李银桥担心首长不适，递上水果，却被婉拒。毛泽东摊开《资治通鉴》，专心读书，一读就是两个小时。
中途在武汉南湖机场落地加油，一口午饭下肚后再度起飞傍晚抵达广州。白云机场的云低得伸手似能碰到，胡萍凭着仪表“盲降”，轮胎触地那一刻，机舱里爆发掌声。毛泽东走下舷梯，先抬头看了看天空，随后回头对随行人员说：“飞机快，当天就能吃到岭南荔枝，好事！”
十多天后，广州任务结束，队伍返程先到武汉。5月31日，飞机下降过程中越过长江，毛泽东特意进驾驶舱观景，正好看到桥墩林立、塔吊林立的武汉长江大桥施工现场。“好哇！”他连说两声。几分钟后飞机平稳着陆。那几天他游泳、视察，兴致很高，可真正的考验在6月4日才来。
6月4日正午，三架苏制-2依次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第一架探路，第二架载毛泽东，第三架装随员。河北衡水上空乌云翻滚，雷电蜿蜒。领航机驾驶员张瑞霭一眼判断：雷雨云厚度至少1.5万米，小螺旋桨机无论爬高还是贴地都过不去，只能绕道。他试图用无线电通知后机，却发现电台被雷电彻底干扰——信号像被撕碎的报纸，根本听不清。
毛泽东那架飞机同样失去联系，胡萍看着仪表盘，果断做出“蛇形绕飞”决定，先向沧州再折天津，等于划了一个大弧线。此时机体开始剧烈颠簸，升降幅度像坐过山车。汪东兴脸色发白，李银桥让主席躺会儿，毛泽东却把手里的书合上，轻轻一句：“这不就是空中荡秋千？”大家被逗笑，紧张一扫而空。
西郊机场塔台里，刘亚楼来回踱步，无线电听筒里只有刺耳的杂音，他急得拍桌子：“还没信号？再呼！”塔台指挥员蔡演威嗓子喊哑也没回应。二十分钟后，领航机安全落地，刘亚楼追着飞行员上塔台询问情况，得知后机被雷云切断联系，额头的汗一颗颗滚落。他自言自语：“主席要是出事，咱空军有脸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塔台忽然有人喊：“东南方向有马达声！”众人抬头，只见一架苏-2穿雨而来，机身在灯光下银光闪烁。落地那刻，刘亚楼夺门奔向停机坪，舱门一开，他还没看见人就先喊：“主席，可把我们吓坏了！”毛泽东笑着走下梯子，拍拍刘亚楼胳膊：“雷雨边上颠几下而已，没事。”简单几句，把方才的惊魂抛在身后。
当晚，空军和中央警卫局连夜总结经验：天气预报、无线电备份、航线备用点，凡能想到的环节都再加一道保险。虽说这一回有惊无险，可风险摆在眼前。1956年到1958年两年多，毛泽东仍坐过六十余次飞机，总飞行约150小时，但每一次都层层加码防护。1958年秋，中央内部会议拍板：基于首长安全，今后国内出行一律改用铁路专列，空军只作警戒与伴飞。这条红线此后再未打破。
回望那段岁月，新中国航空方兴未艾，装备水平与天气探测都远远谈不上先进，飞机速度不快，舱内没增压、氧气，飞一次堪比磨一次胆。毛泽东固执要坐中国人自己的飞机，既是对空军的信任，也是在给年轻的航空工业打气。可风险毕竟客观存在，中央最终选择保守方案，也合乎当时实际。空中“荡秋千”成了一段惊险插曲，更是一声提醒：在那条从无到有的航线上，安全永远是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