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初冬，北戴河的海风带着冰味扑面而来。徐向前合上厚厚的手稿，指节在桌面轻轻敲了两下，那一行批注格外醒目——“若闻天同志当年稍稍多听主席几句就好了”。这句看似随口的感慨，其实指向一段颇为曲折的内部斗争史。
把时间拨回到1951年4月。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两年，张闻天领到任命书，正式出任驻苏大使。消息传到西山，许多旧日战友都替他高兴。毕竟，这位昔日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核心之一”，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只是东北局常委，如今终于再度走上外交一线。然而，就在别人为他鼓掌时，徐向前脑海里浮现的却是1935年那个云雾缭绕的川西高原。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的那天，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已经在山口等了三昼夜。按照徐向前的命令，他们把刚缴获的一批牛羊全宰了，热腾腾的肉汤让彭德怀忍不住感叹“久违的味道”。这看似寻常的接风，实际上奠定了两大主力尽快汇合的信任基础。徐向前心里笃定：只有跟着毛泽东走，红军才有出路。
然后是7月草地会议的连番磋商。表面上，张闻天依旧是党中央总负责人之一，身边人却发现，他的笔记本里最常出现的字眼是“分歧”。他担心的是：张国焘掌控十万大军，如果不及早揭露其私心，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写下那篇措辞颇为尖锐的文章，公开批张国焘“军阀主义”。文章在总政治部朗读时，陈昌浩当场拍桌，“这是挑拨！”一声炸雷，把会议室里的空气震得发闷。
毛泽东获悉后找来张闻天，话不多，只问：“时机合适吗？”张闻天沉默。毛泽东接着说了句：“枪口先对外，再谈家事。”多年后，张闻天向身边人回忆那一刻，只道“心里像压了块石头”，却仍固执地觉得自己没有错。徐向前在回忆录里写下评语——“闻天同志太理想化，忽略了当时部队成分的复杂性。若早些领会主席‘团结’二字，岔路或可避免。”
事情果然朝最坏方向滑去。9月，张国焘突然令右路军南下。徐向前与陈昌浩面对电令，两人一夜无语。进退维谷，是跟毛泽东北上，还是守在四方面军？徐向前后来坦言，这是“一辈子最难的夜晚”。倘若当时张闻天没有激化矛盾，张国焘或许也不至于走到另立中央的绝路。
历史没有如果。西路军惨痛失利后，徐向前历经千难万险才返延安。1937年初春的窑洞里，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活着回来就好！”而中央的检讨会上，张闻天从严措辞，批评西路军决策失误。徐向前记住了这份鞭策，却更记住主席那份不离不弃的情分。
抗战时期，张闻天在党的理论建设上颇有建树，七大《政治报告》的底稿就出自他笔下。这一点，徐向前在回忆录里专门称赞：“论学识，我万万不如闻天。”但他始终认为，在关节点上，政治判断胜过书卷文章。1945年延安整风，张闻天主动作自我批评，回忆录里说他“心中如释却仍旧执拗”，这既是真诚也是天性。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主张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外工作。有人疑惑，他何以甘于淡出核心权力？国内局势已定，外交却山重水复。去莫斯科就任大使，既是组织信任，也是他重新定位自我的开始。1952年秋的一封家信中，他写道：“今后功过皆属过去，我愿为国家站好这班岗。”字迹仍旧清秀，情绪却已不复当年的锐气。
至于徐向前，靠顽强毅力从陕北战火中熬到1949年，又在新中国成立后投身国防建设。翻阅档案可以发现，他每遇大事，第一反应总是“主席怎么看”。1956年国防部高干会上，他语重心长：“我服从组织，不求位置，只求不误大事。”会后，他写给毛泽东的信言辞朴实：部队如今气象万千，谨守团结之道，才能不辜负流血牺牲。
晚年重写那段历史时，徐向前曾对秘书说了一句轻轻的话：“历史不是算账，但得有交代。”他在行文中对张闻天有褒有贬，究其核心，只在告诫后来者——斗争尖锐时，更要守住团结的大原则。写到这里，他握笔稍停，补上一行字：“不该让敌人看笑话。”
冷静的史料说明，张闻天的确才华横溢，也确有“过把笔杆子”而忽略策略的时候。毛泽东的提醒，并非要他沉默，而是要守住大局。徐向前的那声惋惜，意在说明：方向一旦偏差，个人的锐气越盛，震荡越大。对党内诸将而言，这不是抽象教条，而是用鲜血和岁月换来的警示。
从川西草地到莫斯科使馆，十多年时光给了他们顿悟的机会，也留下了不少苦涩回忆。徐向前在手稿最后写：闻天是好同志，我们并肩走过最艰难的日子。只是革命如逆水行舟，一念之间，或为灯塔，或成漩涡。书页合上，那排字在灯下依旧清晰，仿佛在提醒后来翻阅者——选择的分量，往往超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