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的一个夜晚，北京气温降至零下十度，国务院小礼堂的灯却一直亮到凌晨。会上，薄一波刚把厚厚一摞统计报表收进公文包，才发现自己的茶杯已经凉透。石油供需缺口的数字像一把锯子，来回拉扯着与会者的神经：全年需求五百三十万吨，本土产量不到一百四十万吨，差距巨大。讨论的焦点很快集中在一个词——“换将”。
会后不到两小时，中南海西门外的值班室电话骤然响起。薄一波直接拨通了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的宿舍电话。“聚奎呀，你的岗位要调整，明天先别去办公楼了。”电话那头沉默三秒，只听李聚奎低声答：“服从安排。”短短一句回应，为这场人事调动画了一个不含水分的句点。
要理解为何薄一波深夜打这通电话，得把时间轴往前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百废待兴，能源更像心脏里的血液。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先看家底，再谈发展。”李四光随即向中央提交了勘探设想，石油部由此在1955年挂牌。彼时李聚奎刚脱下军装，顶着“外行管内行”的压力挑了大梁。
李聚奎的调令其实并不突然。1956至1957年的“一五”收官评估中，所有工业部门几乎都踩线完成，石油却明显掉队；同年，苏联对华石油供货价格上浮，东欧兄弟口粮也要抢外汇，进口渠道随时可能“卡脖子”。换一个更懂经济调度又能盯紧产量的人，成了不少领导人的共同想法。
彭德怀在那次国务院会议上开门见山：“把余秋里调来，跟李聚奎对调。”余秋里早年在晋绥根据地兼管民政、财经，打仗抓生产两把硬刷，薄一波点头，陈云也点头。就这样，人事调整一锤定音。
电话挂断，李聚奎披上大衣出了门，护卫想开车送他，被摆了摆手。他沿着景山脚下慢慢走，脑子里过的是三年来跑油田的场景：克拉玛依的第一口油井喷发，戈壁滩上工人们把棉被铺在钻塔脚下睡觉，零下二十度的凛冽风能把钢钎冻得发亮。那些记忆一股脑冲了上来，但他没有丝毫犹豫。第二天一早，他照常出现在部里，把各油田的最新数据一项项交到余秋里手里，又领着新任部长见了一圈技术骨干，才转身前往解放军总后勤部报到。
不少人替他惋惜：石油刚见起色，他却要离开。在李聚奎看来，调动是常事。1934年长征途中，他曾在会理接到命令，三个连夜袭马厂子；1947年晋中战役，调他去指挥炮兵。他自认是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对他而言，石油战线阶段性任务已完成，后续深耕更需要综合调度型的余秋里。
有意思的是，在交班的整整二十天里，李聚奎每天写一页笔记：今天谈到炼油厂扩建；明天讨论原油外运铁路专线；后天研究钻探设备的国产替代。余秋里后来感慨：“这二十页纸，比任何汇报都管用。”
1958年2月11日，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同月下旬，李聚奎抵达总后勤部，随即投入野战医院扩建和军需物资储备的工作。一个月后，上将军衔补授仪式在西山举行，他笑称：“丢了三年军装，居然还能补票上车。”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通深夜电话，石油部的产量能否在1960年突破千万吨仍是未知数。事实上，李聚奎打下的基础与余秋里的后续细化相互配合，才让“大庆会战”成为可能。1960年大庆原油喷出，全国石油自给率大幅提升，外汇压力迅速减轻，这部历史的前奏正是1958年的那场换将。
值得一提的是，薄一波后来回忆那晚的情景时说：“电话打过去之前我心里也忐忑，怕聚奎多问一句‘为什么’，可他一句没问。”这种军人式的执行力，在当时的干部群体里并非普遍，却极大地节约了决策成本。
从军队到石油，再回军队，李聚奎的职业曲线看似折返，实则始终围着国家急需转圈。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他已在总后调整全国被装供应方案；同年十月，他提出战备仓库“平战结合”思路，直接减轻了部队运输压力。岗位不同，背后的逻辑却一致——哪里缺口最大就去哪里补。
多年以后，余秋里在一次座谈中谈到石油工业起步经验，他开头第一句就是：“李聚奎打头炮，我们才有后面的阵地战。”短短十二字，交代了功劳所属，也解释了那通深夜电话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