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8日深夜，天安门城楼的灯光一直亮到凌晨两点。参与紧急会议的人后来回忆，那一夜彭德怀刚从西北前线赶到北京，而其他九位元帅的名字也轮番出现在讨论声中。抗美援朝必须出兵，但“谁去打、谁来撑、谁把后院稳住”成为摆在面前的三道难题。
会议结束，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总司令。第二天清晨，车刚开出中南海，他回头看了一眼灯火尚未熄灭的走廊，自言自语道：“老伙计们各有各的活计，这仗打得好不好，全靠大家配合。”事实的确如此，除了奔赴朝鲜前线的彭德怀，其余九位元帅没有一个是真正“闲着”的。
朱德早在9月就递交了详细备忘，核心是两个词——“空军”“海军”。他判断对手依赖海空优势，我方如果想在较短时间内“把敌人咬住”，必须先扩编防空炮兵，补齐海岸火力网。中央军委随后拨款，沈阳、上海、厦门三地紧急调集教官，半个月内就把第一批高炮学员送到东北。朱德一句“别让志愿军孤零零顶在前面”被很多军官视作动员令，部队士气直接拉满。
林彪在讨论出兵时态度谨慎，但他并未撂挑子。四野留下的骨干集中在东北，这成了志愿军的“仓库”。林彪专门列出三张清单：人员、装备、培训周期。13兵团、15兵团、38军补人补枪都靠这三张清单统筹。有人问他为啥这么细，林彪只丢下一句：“这可不是打顺风仗，账算不清就要多流血。”
刘伯承常被称作“军神”，可他在南京军事学院点起油灯，翻的是美军野战条令和作战报告。他让学员逐句翻译，第一个版本完成后自己再改几遍，冷不丁还插一句“美军怕夜战，也怕近战，记住！”学院编印的小册子随后由空军运输大队连夜送到鸭绿江北岸。有意思的是，美三师战俘后来检讨时提到：“志愿军突然夜袭，像影子一样贴上来，我们手电筒都来不及打开。”这段话正好对应刘伯承教材里的第一条结论。
徐向前当时在青岛疗伤，听说前线吃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身体能扛，随时可以披挂。”中央没有让他挂帅，却给了另一项任务——对接苏联装备援助。1951年春，徐向前带队抵达莫斯科，谈判桌上他一句“多要火炮不要客气”让翻译都愣神。就是这次谈判，把300门喀秋莎和两万枚火箭弹拉到了安东，从而保证了二次战役的火力覆盖。
上海是全国经济命脉，美军海空压力又集中在东南沿海，陈毅被要求留下坐镇。有人说他憋得慌，他却拍着桌子大笑：“守好上海就是守好彭老总的子弹袋子。”为了稳住金融，他把早年在法国学的那点银行知识全用上，调整税率、整顿海关，还给战时物资开辟“即到即卸即走”绿色通道。1951年底，仅上海运往东北的罐头、棉袜、药品就超过一万吨，几乎每天一列车队。
贺龙的嗓门在志愿军前线响过。1953年1月，他率慰问团抵达铁原，穿着棉大衣，站在半截工事上冲着阵地吼：“谁是先锋？站出来给我看看！”战士们争着举枪，笑声里连敌人的监听电台都听得清清楚楚。三个月后停战谈判加速，贺龙当面告诉朝方代表：“挨过这最后几个关口，剩下的交给谈判桌。”
聂荣臻那段日子常被人称“把总参搬进火车车厢”。他在国内跑得最多，不少干部说只要听到电话里粗重的喘息声，就知道聂总长又在调度。重伤员后送、东北铁路复线、长春机库扩建，全靠他指头一点，“今日完不成，明天别睡觉”成了口头禅。1952年春节前，他因为过劳胃出血，被卫士抬出办公室，半小时后又让人把电报机搬到病房。
罗荣桓是老政工家底。战士回忆，来到前沿阵地之前总会收到一份油印材料，里头不仅有第八集团军的兵力部署，还有“写给妈妈的三行信纸”。罗荣桓强调“先做人再打仗”，指挥所墙上贴满俘虏写下的反思告白，心理攻势打得美国兵心神不宁。曾有俘虏说看见自己的笔迹被贴在大路边，脸一下子红到耳根，这就是罗荣桓“瓦解敌人”的手段。
叶剑英坐镇广州，手上攥着南方物资命脉。距离香港近，他索性让工商业者把药品、机器配件大量走水路搬进珠江口。前线缺橡胶，他干脆批文在海南、雷州半岛试种橡胶，几年后便见到第一批胶乳运往东北。有人疑惑这是不是“瞎折腾”，叶剑英轻描淡写：“以后总要用得到，能早一天成功就早一天不求人。”
时间转到1953年7月27日，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笔落下，志愿军代表起身敬礼。镜头之外，九位元帅各自手头的工作却没有耽搁：朱德的空军计划进入第二批飞行员选拔，林彪的清单更新到第七版，刘伯承的教材扩充为三卷本，徐向前筹措的苏制装备开始海运，陈毅敲定了上海下一轮经济整顿方案，贺龙把慰问团扩编为体育代表队准备赛场“第二战场”，聂荣臻着手整理朝鲜作战档案，罗荣桓的文工团赴长春演出，叶剑英的橡胶苗移栽到云南西双版纳。
他们的身影没有同时出现在战场，却在同一条战线上把血、汗、水泥、医药、弹药、纸张、甚至一棵小小橡胶树源源不断汇向鸭绿江。彭德怀冲锋在前，九位战友在后，各司其职，一仗打出了新中国的立国声威，也写下了属于“十大元帅”的集体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