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7月，北京玉泉山会议室闷得人直出汗。刘亚楼摘下军帽，抖了抖汗水，对翻译处负责人丢下一句：“一个都不能撤！”房间里瞬时安静。就在前一天，空军后勤局拟定方案，准备把成百上千名俄文翻译分流到地方。理由很简单：苏联专家撤走，外文资料用处有限，养着这些人浪费口粮。刘亚楼听完拍桌子，通知全部搁置。
这份“顶牛”报告当天就被送进中南海。两天后，他被毛主席召见。进门没等敬礼，主席劈头一句：“你这是跟中央唱反调？”刘亚楼脊背挺得笔直：“主席，我不是唱反调，是怕误了空军的大事。”一句话把气氛推到顶点。
气氛僵住的瞬间，让人想起十多年前的那个夏末。1949年6月初，刘亚楼正率十四兵团在湖北咸宁整训，忽接电令，进京面见毛主席。那次谈话，主席问他：“空军让你来搞，行不行？”刘亚楼忙摆手，“学的陆军，飞机一个螺旋桨都没摸过。”毛主席哈哈一笑：“正因为不懂，才容易打破老框框。”
7月下旬，他扛着沉重皮箱赴莫斯科。飞机刚落谢列梅捷沃机场，苏联顾问热情挡道：“时间紧，谈判改在今晚。”刘亚楼只回一句：“今夜可以谈，但必须先看飞机库。”对方愣住，随后带他直奔机场。第二天清晨，援华协议草案初步敲定，内容比中央原设想整整提前半年到货期。
10月25日，空军司令部成立。那时的中国连一套像样的飞行教材都没有，他干脆把部队首长拉进课堂：“看一节算一节，多听一句就多一分底气。”有人私下嘀咕：“陆军干部能飞吗？”他只甩出一句：“空中也得讲步兵学。”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爆发。刘亚楼调空4师赶赴丹东。当时飞行员平均飞行时数不到50小时，而对面的美国王牌动辄两千小时。首批进场那晚，他站在江边凝望对岸，“先挨揍也要上天，摔下来爬起来再打。”15天后，“米格走廊”首场空战开火，击伤美机一架。
战争让空军迅速生根，却也埋下隐忧。五十年代中期，中苏裂痕扩大，苏制图纸、仪表、技术手册骤然断供。刘亚楼意识到，翻译队伍成了唯一能把现存资料吃透的人。可全国出现“挪编精简”风潮，“空军也该省省人”成了不少干部的口头禅。
于是便有了1960年玉泉山那场拍桌子。毛主席批评他时音量很高：“这么多人，就你最懂科学？”刘亚楼不退半步：“主席，要我裁就裁，可机务、飞参、教材没人翻，飞机也得趴窝。”他没再多解释，军帽往桌上一放，立正转身。
第三天，中央军委批示下达：空军翻译人员暂缓调整，具体事宜由刘亚楼负责。批示末尾还有一句话：“空军的事，多听亚楼意见。”内情外界不知，只看到翻译处不仅原班人马全留，还增设英语、德语培训班。有人感慨：“真把‘我说了算’给坐实了。”
1961年至1964年，这支队伍译出《米格15维修手册》《米格17战术讲义》等技术资料两千余万字，为国产歼击机仿制奠定了文字基础。
可身体却拖垮了这位司令。1964年11月，在一次翻译工作会议上，他声音嘶哑：“打仗靠飞机，飞机靠资料，资料靠你们。别嫌字多，命就搭里头。”会场安静得能听见笔尖划纸声。
1965年5月7日清晨，上海长征医院。病房窗帘半掩，晨光斜照在床头。陪护护士低声说：“首长，毛主席来信了，让您好好休息。”昏迷中的刘亚楼没有睁眼，只微微动了下指尖。几个小时后，心电图平缓成直线，年仅55岁。
当天夜里，空军机关灯火未眠。机务处老翻译握着那本翻得发黄的《米格15说明书》，轻声嘀咕：“司令放心，书还要继续翻。”
短短十六年，空军从无到有，队伍从几架缴获机扩展到成建制兵种。期间冲撞、顶嘴、拍桌子不断，却也是另一种“服从命令”。毛主席后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一句玩笑话：“亚楼急脾气，可对飞机那是一门心思。”
事实证明，那个当年自认不懂螺旋桨的陆军将领，最终把中国第一支现代化空军生生扛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