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日下午,北京的天空刚刚放晴。新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坐吉普车穿过前门大街,心里还在盘算刚分配下来的几项紧急任务。车速慢到几乎跟行人并排,因为路口有人力车横穿,他不经意抬眼,看见街边摊前弯腰招呼顾客的一个卖烟小贩。那张脸像是一枚被尘土蒙住的旧徽章,一扫即现原色——肖华猛地坐直:潘特!脑海闪出的名字令背脊发凉,这个人十年前在冀鲁边区参与谋害黄骅之后便再无踪影,想不到竟躲在前门口靠几包纸烟苟活。
车轮一停,副官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肖华已跨下车。烟摊前,潘特迎着“买烟吗”的微笑僵在脸上。他抬头,只碰见肖华冷峻的目光。短暂沉默如铁水,潘特双膝一软,嘴唇抖着一句:“首……首长?”话音含糊不清,却足够让旁人听出内情。
回想黄骅遇害,要追溯到1943年的冀鲁边区。6月30日晚,新海县大赵村,细雨连绵,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在狭窄的土炕房里主持侦察通信会议。正汇报间,身份诈作参谋的周云峰推门而入,紧接着几声短促而密集的枪响,黄骅与数名同志当场牺牲。枪声只维持十多秒,却割裂了边区的指挥中枢。侦察员小李子闻讯冲回,仍只来得及在院外击伤一名凶手,首谋冯冠奎连夜遁走。黄骅年仅三十二岁。
第二天晨曦未亮,冀鲁边区发出的第一封加急电报跨越无线电波抵延安,毛主席批示“务必穷追真凶”。由此,一张绵密的追捕网被迅速撒开。周云峰很快落网,供出背后主使系军区司令邢仁甫,理由竟是“内部顶牛”。更令人心寒的是,邢仁甫早在1942年已与日伪暗通消息,谋划拉队伍叛变,只是数次刺杀未得手,直至那晚成功得逞。潘特则在后勤体系为邢运送枪弹粮草,当天没亲自开枪,却成了致命环节的纽扣。
冀鲁边区的调查持续整整两年。1944年春,情报员在海堡一带截获冯冠奎给邢仁甫的信,信中抱怨“事成后既无钱又无头衔”,更坐实邢的谋害指令。可叛徒们行踪诡秘,尤其潘特,先逃往津浦铁路沿线,后趁1948年平津战役混乱潜进北平。自此改名换姓,揣着假身份证,在前门靠叫卖白沙、龙凤呈祥维生,自觉“与旧事斩断”。
然而记忆比荒草顽强。肖华与潘特数面之缘始于1939年冀鲁挺进纵队,那时潘特任平津支队军需股干事,见面必行军礼。肖华天生对面孔敏感,十多年风霜,却没抹去对这名后勤骨干的印象。当日若非这份过人记忆,潘特或许仍能躲过清算。
抓捕工作当晚完成。公安部调查发现,潘特在北平期间从不写信,极少与人来往,住处只留一本发旧的日记。日记最后一页草草写着:“若能脱罪,南下广州;若事不可为,愿自裁谢罪。”落款1949年腊月。可是他终究没自裁,怕死是叛徒的共同基因。
黄骅的名字在当年冀鲁干部之间分量极重。他出身湖北阳新贫苦农家,15岁参加农运,18岁入党,亲历湘赣边游击、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东渡黄河后,他在晋西组建游击队,两年内扩充到两千余人,成为冀鲁边区机动突击主力。当地群众给他起外号“黄旋风”,意思是来去无影,专打日伪要害。可就是这样一员虎将倒在暗枪下,比正面战场更让人扼腕。
刺杀案后,冀鲁边区不得不进行一场涉及军政高层的肃反。邢仁甫逃亡天津,先与日军特务机关接洽,后因日军投降又投靠国民党军统。1949年1月平津易手,他拖家带口企图西撤,途中被我华北野战军诱歼。195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德州公开宣判邢仁甫死刑,执行地点设在城北刑场,当地数万民众自发围观。清晨五点,秋风带着土腥,他被五花大绑,终结了背叛者的一生。他五十四岁,比黄骅高寿近二十年,却没能逃过归宿。
潘特的审讯材料后来编入《冀鲁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三卷。卷宗显示,他供认协助调配手枪六支、子弹四十余发,事后押运两只皮箱银元到望子岛。问及动机,他答得模糊:“跟着邢司令有肉吃。”短短六个字,透出一种赤裸的投机心理。
有意思的是,安全部门专门派人赴黄骅烈士家中通报潘特落网消息。黄骅唯一健在的嫂子柯九菊已是风烛之年,听到“凶手被擒”时只是点头:“阿骅穿军装走的那天就说,这些人终归没好下场。”老人没再多话,回身将一盏豆油灯放到哥嫂灵位前,一如当年她点亮的夜行灯火。
黄骅牺牲后,第六旅更名为黄骅旅。旅史记载,1945年山东军区授旗仪式上,士兵将一面绣着“黄骅精神永存”的红旗竖在中军帐,不论转战哪一线,旗帜始终排在最前。冀鲁一带的老人至今仍知晓这段往事,他们说:“有黄副司令的地方,就有饭吃,有仗打。”话虽质朴,却是对一位英烈最有力的纪念。
1951年清明,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思会。肖华到场,从大衣口袋里取出黄骅生前一张翻卷的照片,立在花圈中央。那一瞬,刚刚落幕的“潘特案”仿佛只是补上一笔迟到了七年的句点,真正无法弥补的,是一个英雄被叛枪夺去的青春与生命。不过,正义终究没有缺席,历史账簿也在这一刻翻到清晰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