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7日傍晚，北平站的站牌在晚霞里闪着微光。一列由长沙开出的专列缓缓停下，车门打开，人群中走出一位身形清瘦的中年人——59岁的李达。他一手按着还未痊愈的腹部伤口，一手提着装满书稿的藤箱，抬头望向古城墙，长舒了一口气：二十多年了，总算再见到“自己的队伍”。
到香山双清别墅的那夜，毛泽东提前站在门口。“鹤鸣兄，路上可安稳？”一句亲切的寒暄让久别重逢的两位老友瞬间找回了长沙清水塘时的默契。房里灯光昏黄，毛泽东递过一杯热茶，随口念起新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里那句“虎踞龙盘今胜昔”。李达笑着摆手：“润之，你还是爱吟诗，我呢，还爱啃书。”短短一句，掠过了各自二十余年的苦辣酸甜。
在北平盘桓不到半年，李达就接到任命：重掌湖南大学。回长沙前，他决定与毛泽东详谈办学设想。1950年2月中旬，两人再聚中南海颐年堂。谈到岳麓书院的千年积淀，李达突然提出：“把‘湖南大学’改名‘毛泽东大学’，如何？如此既彰显新中国气象，又可激励学子。”话音刚落，屋外寒风拍窗，屋内短暂沉默。
毛泽东放下茶杯，没有拐弯抹角：“名字好听，事情却大。我还在世，何必把个人置于牌匾之上？岳麓书院传承千年，’湖南大学’四字承载湖湘精神，改了，反倒失了根。办教育要重内容，不必重名头。”这番话不算高调，却掷地有声。李达抿着嘴点头，取出随身带来的办学草案，话锋一转：“那就请你再题一次校名，可好？”毛泽东一笑：“校名不动，再写四字，算是老朋友的一份心意。”不久，“湖南大学”四个遒劲大字挂上新牌坊，石碑落款“毛泽东一九五一年”。
李达回到长沙后，全身心投入课程改革。他主抓哲学系，增设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学原理、逻辑学，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课后，他常蹲在食堂和学生聊天，“学问要落到民生，纸上谈兵没劲”。这种平实劲儿很快传遍岳麓山脚，老校工都感叹：“校长没官架子，像当年书院的山长。”
值得一提的是，湖南大学内部也有人觉得“改名”才叫与时俱进。1951年初春的教务会上，一位青年教师甚至提议再上请示。李达摇手制止：“主席说得很清楚，树再高也靠根。改个名字不如多添几间实验室。”这句话拍板定音，校方把原准备好的公文直接作废。此后多年，湖南大学沿用旧名，却在课程、师资、科研上屡出新招，反倒被同行称作“办学气象最鲜亮的老字号”。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高校大洗牌，湖南大学大部分理工科并入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文科保留。面对这场“拆骨重组”，李达照样坚持原则：不因拆并丢掉学术传统，不因更名削弱教学质量。他奔走武汉、北京、南京，四个月跑坏两双布鞋，硬是为岳麓山留下一个完整的哲学系和法律系，也为湖南大学保住了继续独立办学的资质。
忙碌间，他仍与毛泽东保持通信。1954年春，李达寄去自编教材《社会发展简史》，毛泽东批注近三千字返还，并在信末写道：“书可再印，校名仍旧，功在千秋，勿再论人名。”字里行间既是肯定，更是提醒。
1956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召开前夕，李达进京述职，与毛泽东短聚。谈话末尾，毛泽东随口问：“岳麓书院那棵古银杏长得可好？”李达答：“枝叶更茂了，师生都说它像老校魂。”毛泽东点头：“树不动，根不移，名字也一样。”一句轻描淡写，算是给六年前那场改名讨论画上句号。
1966年夏，李达在武汉病逝。噩耗传到北京，毛泽东批示：湖南大学降半旗志哀。长沙当日细雨，校园里师生自发来到岳麓书院泮池畔，默立良久。有人回忆，李达临终前还念叨：“湖南大学这块招牌，守住了。”简单一句，概括了一生的坚守——守教育之名，守学术之根，更守朋友间的分寸与底线。
多年过去，“湖南大学”四字依旧高悬在书院山门，毛泽东楷书锋芒犹在。若细看，还能发现碑阴有李达亲题小篆：“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大概就是两位老友以各自方式留下的默契：大学之大，不在名号，而在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