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北京图书馆新到一批名家译稿，管理员无意间翻到一份希腊语手稿，落款竟是“周作人”。那熟悉的名字把人拉回数年前的烽火乱世——许多人还记得，这位曾与鲁迅并肩倡导新文化的译者，在抗战末期却因出任日伪教育督办而沦为文化汉奸。更少人知道，他能坐在灯下翻译《伊索寓言》，与1949年春天递出的一封自辩信有直接关联。
战争的阴影得从1945年说起。那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北平街头爆竹声与讨逆标语交织；而在旧王府井胡同的宅子里，周作人躲在窗后，心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他清楚，自己在“更生文化建设座谈会”上的身影早被录入黑名单。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判十四年，就是对他“缓兵之计”说辞的第一声回击。
1947年，蒋梦麟等学界旧友出面作证，刑期被减到十年。但天翻地覆的局面很快到来。1949年新年伊始，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李宗仁宣布特赦部分政治犯，周作人得以离开牢门。自由来得仓皇，外界已换了旗帜，旧日朋友圈或去了香港，或南渡台湾，他在南京雨花台车站徘徊，决定返回北平碰碰运气。
这时的北平已是“北平和平解放”前夜。街口能听到解放军宣传队用大喇叭播报新政策：宽大为怀，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周作人听得出来，这番表述里有生机，也有悬念。为了家人，也为了活命，他写下那封六千余字的长信，经熟人辗转送往中共中央北平接管委员会。
信里前一半满是颂词：“贵党严明军纪，亲附民众，实为民族之福。”有人嘲笑他“见风使舵”，但知情者知道，他素来笔耕勤恳，修辞铺陈只是本能。真正的重点在后半截——他承认自己在伪政权中任职的事实，却辩称“不得已而为之”，并恳请保全一家老小，最好还能保住那处祖宅，“以便潜心译介，偿还过愆”。
北平刚解放不久，中央机关百事待举，文件浩如烟海。这封自辩信递到香山双清别墅时，工作人员有些拿不准。“主席，这封信怎么处理？”警卫员轻声问。毛泽东放下手中文件，只说了一句：“先把人养起来，他懂希腊文，可以用来译书。”一句话，既非赦免，也非放纵，却为周作人留足一条翻身路。
短短几周后，新闻出版总署同意中国人民出版社聘其为编外译者，月稿费二百元。别小看这数字，当时机关干部平均工资不过数十元。1960年，稿费涨到六百元，他大半收入都化作纸张与工具书。住处仍在老北平的砖木小院，窗前贴着他亲手剪的“慎独”二字，不再招摇，也不敢懈怠。
1950年代，学术界冷暖参半。有人对他当年“以华制华”耿耿于怀，也有人念旧情，私下向他借阅早年笔记。周作人不再谈“人的文学”，却默默编订《希腊神话》《日本俳句选》。北京大学的年轻教师偶尔登门，他只递上热茶，自嘲“老之将至，惟有字纸为伴”。这样的低调，让外界渐渐淡忘了昔日那幕尴尬的家国对立。
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心里对毛泽东那句“把他养起来”始终感念。在朋友回忆录里，他偶有提及：“若无那一念之慈，我或早已朽于监牢。”然而，他并未公开为自己翻案。翻译，是赎罪，也是逃遁。他曾说，译书如舀水止渴，不能尽救，但总比空耗好。
岁月滑向1966年，“大批判”风声渐紧，昔日汉奸之名再次被翻出。周作人选择闭门不出，日记里写道：“世途多艰，苟活而已。”1967年5月6日清晨，他独坐榻上看稿，忽觉胸闷，倒身不起。傍晚儿媳放学归来，才发现老人已僵卧半晌，终年八十二岁。
回到1951年的那张手稿，图书馆管理员抚摸着纸页，轻声念出译文里的一句古希腊箴言：“人之为人，在于自省。”或许，这正是周作人晚年暗自咀嚼的味道——文字能疗伤，却也会留下记录，昭示着一个人曾如何在时代激流中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