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仲夏的一天清晨，合肥开往金寨的解放牌吉普车在山间公路上疾驰。副参谋长王近山坐在后排，军装领口微敞，手里攥着几份文件。他很少到地方部队探亲，这次却执意赶来，只为见在第12军所属某部队医院服役的女兵王媛媛。车窗外青山滴翠，他的思绪却飘回二十多年前的枪林弹雨。那时，他和另一位河南籍战友在血与火中结下兄弟情，这位战友的名字，正是李德生。
王近山被部下私下称作“王疯子”。十五岁参加红军，二十多岁就指挥团级部队，动辄抢高地、夜取敌营，敢把“九死一生”喊成“九生一死”。1952年上甘岭，志愿军从前线到后方都在议论“只要王疯子顶在那，坑道就塌不了”。可这位虎将也曾为鲁莽付出代价：负伤无数，甚至在1955年授衔前的一次演习中又被弹片划破左臂，至今抬手仍觉生疼。
戎马半生，王近山的脾气也磨出了锋刃。外界对他的印象，往往停留在“动不动就拍桌子吼人”。然而真正熟悉他的人知道，他对家人一向柔软。只是这份柔软，被复杂的命运搅得支离破碎——1953年底，王近山兑现战场上对司机朱轶民许下的承诺，将出生不久的女儿过继给这位老部下。“你那么多年没个娃，这孩子给你。”几杯烧刀子下肚，他一句话拍板。事后妻子韩岫岩难以接受，夫妻争执，引出长达数年的裂痕，直到1965年离异收场。王近山因此受到组织处理，调往河南工作，军衔、党籍一度被摘。那段日子，他连最依赖的兵书都不愿翻，只在书页里夹一张全家照，偶尔点一支烟默默发呆。
转机出现在1968年。组织复查后，为其恢复名誉，把他调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韩岫岩也将子女交由其抚养。王媛媛这才真正回到父亲身边，随即响应参军号召，去了医疗条件艰苦的金寨野战医院。自此，父女俩隔着两地，靠书信维系亲情。王近山数次提笔，写到关键处便顿住，纸上墨迹成片。战场上的枪口对准敌人，纸上的话却要对准自己，他终究难以下笔。
金寨山高谷深，公路颠簸。傍晚时分，吉普车驶进医院营区。王媛媛闻讯赶来，军帽一抹军绿色，眉眼却极像年轻时的母亲。父女对视半晌，竟都笑得有些拘谨。王近山清了清嗓子，“在医疗队忙不忙？”她答：“忙，但充实。”简短数语脱口而出，尴尬氤氲。王近山索性让她汇报日常：查房、巡诊、挎药箱下乡……谈到兴奋处，女孩眉飞色舞。
说话间，王媛媛突然提到，“爸，前天李德生还来咱医院检查工作呢！”话音未落，空气像被扯断。王近山脸色沉下来：“李德生的名字是你随便直呼的？”怒火夹着沙哑嗓音，顿时让医务室外的知了声都像被压住。王媛媛愣住，眼眶一红，不明所以。王近山稍顿，压下情绪：“那是李叔叔，你得尊称。”女儿赶紧低头，“是，爸爸，我记住了。”对话不过数十字，却让她终生铭刻。
对王近山而言，李德生绝非一般同事。早在1933年，豫南斜河村打土豪的夜里，16岁的李德生拿着一把破步枪，加入了红二十五军，而当时的王近山已是排长。两年后长征途中，两人同在金佛山阻击战冲锋，李德生胸口中弹，被抬下山时，王近山顶着机枪火力往回抢人。战后，王近山不止一次说：“这胳膊上的疤，是背老李时被子弹擦出来的。”一句“老李”，埋进了二人半生的风雨。
进入抗美援朝，王近山暂代三兵团司令，一次前沿勘察遭敌机追击，他命司机调头吸引火力，自己带两个警卫点射掩护。那位司机正是朱轶民。事后，他双腿血迹斑驳，仍破天荒地抱着朱轶民哈哈大笑：“命大，车也大！”但是夜幕中，他悄悄写信给李德生，“美机没打中，算他们走运。”
1955年授衔典礼，王近山因处分缺席，而李德生胸前挂上少将星。礼毕，他不顾繁琐的庆功，直奔王近山家，拉着老兄的手说：“你的星迟早回到肩头。”王近山端起茶，语气淡淡：“有你就够。”这段兄弟情在军中传为佳话。
也正因此，当女儿顺口叫出“李德生”三个字时，他的怒火并非针对孩子，而是来自骨子里的敬意与感恩。对晚辈而言，那或许只是一个名字；对他而言，却装着几十年披肝沥胆的生死交托。教会女儿尊称，是让下一代明白何谓血性与义气。
探亲的两天转瞬即逝。临别前夜，王近山从衣袋里摸出一支钢笔递给女儿，“行医先行德，记着，给咱部队争光。”寥寥十来个字，却抵万语。1978年5月，王近山因病在郑州逝世，终年六十三岁。噩耗传到北京，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放下手头会议，仅留下一句话：“我得去送老兄。”深夜列车轰鸣，他倚窗而坐，掌心紧握那张发黄的合影——两条胳膊相互搭在肩头的旧照片，边角磨损，却怎也舍不得换。
王近山生前曾嘱托家人：“别张扬。”葬礼因此从简。致祭人群里，李德生摘下帽沿，久久肃立。远处礼炮轰然，灰尘漫起，他转身离去。人散场，故事未完，老一辈将星的锋芒与情义，却在一代又一代军人心里暗自闪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