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3月19日清晨，北京协和医院门口人潮涌动。很多人没见过那位终身与素数较劲的学者，但依旧自发守在寒风中，只为送他最后一程。有人小声议论：如果没有那份内参，若干年前他恐怕已经默默倒在病榻上了。
镜头往回拉，时间停在1973年3月的一个午后。刚刚醒来的江青依照惯例浏览当天新华社内参，稿件最下端一行小字写着“密级：极密”。她一路读到最后，被那几句描绘“6平方米昏暗斗室、煤油灯照亮计算手稿”的文字击中。书页晃动，她按住额角，招手喊秘书杨银禄：“这人得救，可不能让他倒下。”一句带着哭腔的“是否先救活陈景润为好？”随即写在纸面上，呈送去长沙。
三天后，毛泽东批示：“立即安排治疗，不得耽搁。” 一场围绕“抢救科学家”的行动逐步展开，而被“抢救”对象此刻还抱着厚厚的论文笔记，在简陋宿舍里翻找药片，心里盘算自己是否活不过今年。
陈景润1933年出生于福州南台路一间破旧青瓦房。母亲无奶，他喝的是邻居家的米汤。家境捉襟见肘，父亲却偏要给他取个听起来有滋有味的名字——“景润”，寄望日子能像春雨一样润物。遗憾的是，几个孩子轮番长大，家里依旧入不敷出。排骨面只能逢年过节见一次，小陈更多时候跟弟弟分享番薯干。
14岁那年，他遇到了改变命运的启蒙老师沈元。沈元讲到200年前哥德巴赫写给欧拉的那封信，教室里不少同学昏昏欲睡，只有坐在角落的陈景润眼睛几乎要冒火。放学后，他拦住老师：“欧拉也没证明出来，那我能不能试试？”沈元愣了一下，笑着拍他的肩膀：“愿意啃这块硬骨头，就咬吧，别松口。”
1950年，厦门大学数理系录取通知书送到福州。家里凑不出路费，邻居七拼八凑把一小袋银元塞进他手里。到了厦大，图书馆闭馆他就搬凳子坐走廊，夜深灯灭就借宿舍长的煤油灯接着推公式。有人笑他“书呆子”，他回一句：“硬题不咬，牙就越磨越软。”
毕业后，陈景润分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正值特殊年代，研究室被临时改成会议场，他只能占用茶水间——一张单人床、一盏煤油灯、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一袋换洗衣，一袋演算草稿。六年如一日，他把“1+2”形式证明推到147页，终于写下结论：“任何大于等于6的偶数，可表示为一个素数与一个不超过偶数四分之一的奇数素数之和。” 逻辑链条丝丝入扣，可现实却不给他发表的机会。
长期伏案、烟煤味呛人，他先是咳嗽，后又腹部胀痛。1973年2月初，他找朋友、中科院业务处长罗声雄借车去医院。路上，陈景润突然低声说：“万一我不在了，稿子在床底第二层抽屉。”罗声雄听完犹豫数秒，索性豁出去，和乔立风连夜起草《数学所取得重要理论突破》简报，越过所里几级审批，直接送进中科院办公厅。
此时，国内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渴望正被顶层牵动。周恩来不久前刚向科研口提出“要在若干尖端理论上冲一冲”。简报摆上桌，他当即批示：“要看到人，搞清工作生活情况，保护人才。”
同一时期，新华社记者顾迈南敏锐地捕捉到这条线索，写下两篇内参，把陈景润的处境、成就与国家科技需求并置描述。文章用极简笔法刻画那盏摇曳煤油灯，意图再明显不过——此人若倒，国家损失巨大。
江青读到后批示，上报后得到迅速回响。3月下旬，陈景润被送进解放军309医院。医生诊断为慢性腹腔结核并咽喉炎，幸亏未到晚期，只需系统治疗与营养补充。紧随其后的指令则是：加温房间、更换新床、每日高蛋白膳食，并安排专人抄写他口述的公式，确保研究不中断。
同年，《中国科学》英文版第16卷第2期以破例速度刊发了他的154页论文，这是新中国在数论领域迄今最有分量的一篇。国际同行评论：“陈氏不等式把哥德巴赫猜想推进了一大步。” 国内媒体则热烈报道，极大振奋了因“读书无用论”而沮丧的知识界。
1974年，周恩来提名陈景润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进人民大会堂，他穿着发白的中山装，有点局促。邓小平见到他，爽朗一笑：“像你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来上一千，真就了不得！” 这句话后来被不断引用，成为许多青年投身科研的动力来源。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前夕，陈景润接到国际数学家联合会邀请，愿请他在赫尔辛基大会上作报告。彼时台湾仍占据中国席位，他婉拒：“世界只有一个中国，此事未解决，恕难成行。”回信语气平和，却掷地有声。
生活层面，他走得并不顺畅。长年病痛折磨，写字手会突然颤抖。他曾自嘲：“手抖不要紧，脑子别抖。” 1980年，47岁的他与小18岁的军医由昆结婚，不少人背后议论“女方图名图利”。然而婚后两人分居京汉两地三年，没有任何“额外待遇”可言。邓小平得知此事，批示一周内解决陈景润住房、夫人调京与秘书配备。于是，四室一厅的楼房钥匙很快送到手里。
第二年，儿子陈由伟降生。陈景润笑着说：“男孩子最好学数学。” 这句看似随口的话，后来却成了孩子读书选专业时的隐秘线索。2000年前后，陈由伟赴加拿大深造，先学经济，后改数学，他在邮件里写给母亲：“爸的公式我虽然看不懂，但能感觉到那股钻劲儿。”
1984年，帕金森病确诊，陈景润握笔越来越吃力，画线要用尺子贴着。即便如此，他仍坚持每天推演半小时，旁人劝他休息，他回答：“脑子像机器，停久了就再也发动不起来了。”
1996年3月19日，他平静离世，中央按副部长级规格为其办理后事。灵堂里，花圈前排都是各大高校数学院和老同事署名，纸条上出现最多的词汇只有两个字：敬佩。
十年后，厦门大学为他立铜像揭幕。身材高大的陈由伟坐在铜像台阶，与父亲的青铜身影共同入镜，画面质朴。有人感叹，象牙塔里难得的天才，终究还是需要时代伸出援手；而时代救了他，他也回敬时代一束耀眼光芒。